在1918年、1922年、1929年、1934年这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里，鲁迅与余云岫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这个世纪的辩论涉及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也包括鲁迅、余云岫还有单四、姚芝轩。鲁迅在这场论战中不断提出质疑，逐步形成了他对中医的深刻认识。 19世纪初，章太炎“国学门”培养出了一批对传统医学有深远影响的人物。鲁迅、余云岫和陆渊雷都是在这个时期走出来的，他们曾经共享一位老师，但他们对中医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鲁迅的家人曾因为中医治疗而经历了多次不幸，这让他对中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少年时期，鲁迅每天奔波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为父亲抓药治病。父亲患有痨病，鲁迅前两年给父亲请了绍兴医学会会长何廉臣治病，结果病情反而恶化。之后又请来了姚芝轩医生治疗，依旧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这个经历给了鲁迅极大的打击，让他开始对中医产生怀疑。 单四给宝儿求来的保婴活命丸是鲁迅四弟去世时的药方。四弟因为肺炎误诊而丧命，这件事让鲁迅第一次认识到文字和草药都能骗人。他开始反思自己对中医的盲目信任。 鲁迅自己也经历过牙病的困扰。他因为牙结石去看中医却被说成是“肾亏”，结果喝了汤药、试了偏方都没有用。最后德国牙医一刮牙结石，牙龈就止血了。这次经历让鲁迅彻底看清了中医理论的玄虚和患者付出的生命代价。 鲁迅把自己的个人遭遇升华为公共话题，通过杂文、小说和日记等形式来批判中医。在1918年写的《狂人日记》中，他把中医比作“吃人”的刽子手；1922年写的《呐喊自序》中，他明确称中医为“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934年写的《病后杂谈》中，他指出传统医学因为僵化的观念而停滞不前。 1929年，“废止中医案”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舆论普遍要求取缔中医，但鲁迅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废止这个议案。他反对的是庸医和糟粕理论，并不是整个行业。 除了批判之外，鲁迅也自购《肘后备急方》《本草纲目》等书籍研读并给予好评。他反对的是“玄学附会”，并不是全部中药；他痛恨的是“庸医误人”，并不是整个中医行业。 余云岫和鲁迅是同窗好友但选择了不同道路。余云岫主张用现代科学验证中医理论来科学化它；但随着新文化运动激进化，他最终主张全面禁止中医执业。 综合来看，鲁迅反对的是庸医和理论糟粕，并不是整个传统医学；他想加速现代医学普及以挽救更多生命。这场始于个体的世纪论战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医学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