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有个教授写信痛骂当时的社会，毛主席看到后不仅不生气，反而笑了，还叫秘书去感谢他。这事儿得从1936年说起，那年红军进了贵州毕节，王震在一处大宅子里搜到了《共产党宣言》。宅子的主人叫周素园，家里有钱，还挺支持革命。毛主席后来去保安（现在叫志丹）见了他，称他为“亲切而可敬的朋友”。这种平等交流的方式，让毛主席在后来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很有办法。 时间到了1945年秋天，画家尹瘦石想要给毛主席画像，大家都怕他拒绝，结果毛主席就坐那儿让他画了四十分钟。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徐悲鸿没跟着南迁，留在了北京等解放军进城。田汉带来毛主席的口信，说请他安心创作。徐悲鸿才五十三岁，比毛主席还小两岁，却被叫成了“老先生”，田汉说这是尊重他的学识。 到了1949年9月，北京的初秋已经有点凉了。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刚开完筹备开国大典的会。毛主席随手翻报纸时感慨了一句：“新中国要想发展好，读书人得出力。”他这话后来被秘书田家英记下来了。 新国家刚成立，知识分子心里都挺矛盾的。有人很激动想去做点什么，有人在观望，更多人发愁怎么在新体制里找到位置。1950年春天，一个叫李苦禅的教授实在憋不住了，写了封五千多字的信。他在信里大骂学院里行政工作太多、专业课程被荒废了。写完信后，他用浆糊把纸拼成一张大的，让学徒骑着马送去中南海。 这封信到了秘书处时天都快黑了。田家英先看了一眼，皱着眉头觉得措辞太冲了。他把信摊在毛主席办公桌上，以为会挨几句批评。没想到毛主席哈哈一笑：“骂得好！看得出是真着急。”随后还写了批示：“给徐悲鸿看看照做吧，还得向李教授道谢。” 两天后田家英去找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交差。徐悲鸿当时正披着画衣画画呢，听到这事儿叹了口气说：“我正愁找不到办法呢。”当天晚上他就召集教务会开会，把李苦禅的意见都讨论了一遍。该恢复的课程恢复了，该增加的经费也增加了。他还主动把自己的行政津贴削减了一点补老师的工资。 消息传开后李苦禅才知道信已经寄到了中南海。他激动得一宿没睡着觉。回到1950年那个时候你就能明白为啥毛主席能一笑而过了——因为他在革命年代就看惯了知识分子的脾气。 类似的事儿在重庆谈判那会儿也发生过。当时有人给毛主席画像那是1945年秋天的事儿了。尹瘦石想给毛主席画像也是因为柳亚子引荐的。大家都担心毛主席不同意，结果毛主席就坐在藤椅上当了四十分钟模特儿。 那幅速写后来在昆明展出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知识分子跟新政权合作的象征。 咱们再回头看看徐悲鸿那事儿吧——1949年1月北平解放的时候他谢绝了南迁邀请留在了北京迎接解放军进城。田汉还特意跑来带了口信说是请徐老先生安心创作呢！ 徐悲鸿才五十三岁比毛主席还小两岁呢却被叫做“老先生”——这事儿大家都觉得奇怪吧？其实田汉解释得很清楚：这是尊重他的学识嘛！后来中央美院挂牌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写了校名呢！徐悲鸿自己也开玩笑说：“我教学生种菜的时候被主席夸延安作风好！” 一句玩笑道出了艺术跟现实结合的思路——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才有了李苦禅那封“狂放之信”！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费紧张工作也乱点——本就容易冷落专业人才！ 李苦禅敢怒敢言等于为沉默的人敲响了警钟——毛主席看重的不是骂词而是直面问题的勇气还有背后对新政权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他大可沉默离开何必写那封长信呢？ 田家英后来去给李苦禅转达谢意的时候特意带了两件礼物：一盒笔墨还有一张开国大典的照片。 田家英对李苦禅说：“主席请您继续画下去——画我们这个新社会！”李苦禅接过照片喃喃自语道：“我得对得起这张照片！” 从此他在中央美院专心教学弟子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一座高峰！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呢——1955年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央专门发了唁电；1957年春天徐悲鸿的遗作《奔马》被他妻子廖静文送到中南海毛主席回信说很伤心失去了良友！ 这些片段连在一起就说明了一个态度：不管是打仗还是搞建设知识分子都是共和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回望1950年那封大字信——它不是孤立存在的闪电而是长久互动的结果——多年来毛主席和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愿听、敢言、能改”的默契！ 也正是这种氛围让新中国在试错中保持了生机让后来那场思想解放运动顺顺当当地起来了！ 要说毛主席“笑纳痛斥”背后的深意大概有两点：第一国家机器刚搭起来需要外界校正；第二建设者不仅来自山河工厂也来自书斋画室！ 用人之道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懂行的人干对口的事儿再给他们开口说话的底气！ 李苦禅的信漂洋过海落在中南海的书桌上最终改变了整个学院的体制也让后来人明白了在真正的新中国批评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