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服务消费券“有政策、难落地”，体验与效果仍待提升 江浩然表示，消费券作为提振服务业消费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实践中面临新的制约因素：一是覆盖面不均，部分中小微商户和个体工商户难以参与；二是用户体验不佳，仍存在“拼手速抢券”、规则复杂等现象，对不熟悉智能终端操作的群体不够友好；三是核销效率不高，在较理想情况下核销率多在40%至60%之间，财政资金的拉动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四是风险防控压力增加，静态规则易被套利，难以实现实时识别与处置。
原因：财力分散、市场“多小散”、技术与治理机制不匹配 分析其成因，江浩然认为，一方面，服务业消费券长期以地方财政为主，受财力约束影响，规模偏小、地区间规则差异较大，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与持续供给。
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呈现“多、小、散”，传统核销与风控依赖较高管理成本，平台往往更倾向对接大型连锁商户，导致“夫妻店”等小店参与门槛高、获得感弱。
与此同时，部分大型商户集中于大城市，县域及以下市场供给与渠道相对薄弱，消费券难以有效下沉。
加之活动期间参数与券面规则不易动态调整，补贴与行业、时段、场景的匹配度不足，进一步削弱了“精准滴灌”的效果。
影响：既影响财政资金效率，也制约服务消费扩容提质 业内人士指出，服务消费涵盖餐饮、文旅、养老、家政等领域，吸纳就业能力强、带动链条长。
消费券若长期停留在分散试点和“广撒网”模式，不仅会降低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率，还可能造成商户参与意愿不足、消费者对政策认知不强，难以形成常态化消费预期。
对县域市场而言，若政策触达不足，还会加剧区域间获得感差异，不利于释放下沉市场潜力。
在风险治理层面，若缺少动态监测，套利和不当使用会侵蚀政策公信力，增加治理成本。
对策：以数智化贯通全流程，推动“中央统筹+普惠下沉+动态风控” 围绕提升政策精准度与可持续性，江浩然提出多项建议。
一是强化中央财政支持，推动服务消费补贴纳入国家层面统筹安排。
他建议探索建立中央财政对服务消费的常态化补贴机制，并提出分三年逐步提高服务消费补贴在中央消费补贴中的占比：2026年至2027年每年新增部分占当年中央消费补贴总额的20%，2028年提升至30%，力争三年内服务消费补贴规模与大宗商品补贴相当。
通过中央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地方配套、优化支出结构，形成“央地协同、逐级放大”的补贴体系，并与节假日、重点促销季等结合，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持续拉动能力。
二是降低县域商户参与门槛，推动政策真正“进店到人”。
他建议鼓励支付机构和服务平台提供“轻量化”核销工具，兼容扫码设备、POS机、手机近场支付等多种形态，减少商户改造成本；同时利用数据手段对县域中小商户进行快速资质核验，提升合规参与效率，扩大政策覆盖面。
三是优化发放方式，从“抢券”转向“匹配”。
江浩然认为，可探索以“智能推送”“自动抵扣”替代集中抢券，基于消费偏好、地理位置、历史交易等信息进行券种匹配，让消费者在符合条件的门店消费时自动享受优惠，减少复杂规则带来的使用阻力，重点改善中老年等群体的体验。
四是形成“基础券+专项券”的组合设计，兼顾普惠与结构性引导。
基础券覆盖餐饮、日用等高频场景，专项券面向特定群体或特定时段、特定行业，突出政策导向与精准扶持，提高资金对重点领域的撬动效果。
五是建立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提升风控能力与治理水平。
他提出，应对消费券使用实行限额管理与异常识别，对频繁使用大额券、疑似套利等行为触发预警并采取限制措施，做到实时监测、及时处置，在提高便利性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
前景：以制度化安排释放服务消费潜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服务消费连接民生改善与经济循环，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随着中央与地方协同机制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消费券有望从阶段性刺激工具，逐步向常态化、精细化政策工具升级。
通过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实现“可追踪、可评估、可优化”，既能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也将促进中小商户公平参与、增强居民消费获得感，为服务业扩容提质、稳就业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更有力支撑。
消费券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顶层设计的统筹协调,也需要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
从"撒胡椒面"到"精准滴灌",从碎片化试点到常态化机制,这一转变过程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与决心。
江浩然委员的建议为破解当前困局提供了可行思路,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更大效用,让更多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真正受益。
随着相关机制的不断完善,服务业消费券有望成为撬动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