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以文学方式更好传播红色文化、讲清地方革命史脉络，长篇作品《红玫瑰》的出版与研讨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1月5日，《红玫瑰》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该书以被称为“带刺的红玫瑰”的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为核心原型，聚焦土地革命时期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坚守，力图以文学叙事回应“何以东江十年红旗不倒”等历史命题。
问题层面，红色题材创作常面临两重考验：一是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增强可读性、感染力，避免概念化、符号化；二是如何将宏大叙事与地方经验、人物命运相衔接，使读者从“看见事件”走向“理解精神”。
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具有鲜明地域性与复杂性，既有革命力量在艰难环境中的持久开辟，也有群众基础、组织建设与文化土壤的长期积累，创作若缺乏实证支撑和细节肌理，容易流于空泛。
原因层面，《红玫瑰》之所以引发关注，与其创作路径密切相关。
出版方介绍，作者王国梁用六年时间追随古大存战斗足迹开展实地调研，强调以“史笔的严谨”打底，以“文学的温度”塑形。
在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党史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可信的历史依据与有血有肉的人物呈现相统一：既要把关键节点、组织脉络、斗争逻辑讲清楚，也要通过细节和情感结构，让信仰选择、家国情怀和个体牺牲呈现可感可知的内在合理性。
与会学者还注意到，作品对粤东客家文化底蕴的挖掘，使人物性格、民风习俗与革命叙事产生关联，为理解“根据地何以扎根”提供了文化解释线索。
影响层面，这类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历史，更在于增强公共记忆与价值认同。
一方面，文学表达能够以更易传播的方式触达不同年龄层读者，将党史军史从专业阅读延伸到大众阅读，扩大红色文化的覆盖面与到达率。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有关人士认为，通过再创作激活历史资源，有助于更好发挥党史育人功能。
另一方面，在地方党史传播方面，把区域文化、革命实践与人物命运打通，有利于形成更具辨识度的叙事样式，推动地方红色资源从“史料库”走向“传播场”，进而带动相关研究、教育与文化产品的系统化开发。
对策层面，如何进一步提升红色题材文学创作与传播质效，研讨会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方向：其一，坚持以史实为底线，强化史料辨析与考证，推动创作与学术研究、地方档案与口述史资源形成联动，避免历史细节误读。
其二，在叙事策略上重视人物塑造与时代环境的互证关系，把个体选择放回历史结构中解释，做到情节推进与历史逻辑同频共振。
其三，强化地域文化元素的有机嵌入，既呈现地方风物与社会生态，又不让“地方性”停留在点缀层面，而是成为理解革命实践的重要线索。
其四，拓展传播渠道，结合研讨、阅读推广与教育场景，推动优秀作品进入更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
前景判断上，随着红色文化传播进入更注重质量与体验的新阶段，兼具史实支撑、文学表达与地域文化阐释能力的作品，有望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重要载体。
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阅读偏好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如何以更富叙事张力的方式讲清革命道路的艰难与信仰的力量，将成为红色题材创作持续探索的方向。
以《红玫瑰》为例，其以人物为轴、以地方为景、以史实为骨的写法，提示未来创作可以在“真实、可读、可传播”三者之间寻求更稳固的平衡。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指导，团结出版社、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主办。
《红玫瑰》的创作实践表明，红色基因的传承既要坚守历史本真，又需创新表达方式。
当严谨的党史研究遇见生动的文学再现，当地域文化特质融入宏大革命叙事，那段烽火岁月便焕发出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为党史文学创作树立了新标杆，更启示我们：红色文化的活态传承，始终需要创作者带着敬畏之心走进历史，怀着创新之思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