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老山前线回来了,一身硝烟味,怀里揣着二等功的勋章。

我从老山前线回来了,一身硝烟味,怀里揣着二等功的勋章。这是1985年深秋的事儿。转业安置时,领导把我叫去谈话。我没要市局机关的岗位,也没去财政局那种好单位,偏偏指着地图边缘的第二看守所。那里离市区四十公里,路况差,条件艰苦,没人愿意去。领导推了推眼镜问我:“确定?那是重刑犯监狱。”我敬了个礼,回答得很干脆:“侦察兵出身,不怕钻山沟。” 在战友圈里,我成了反面教材。穿的确良衬衫、坐小轿车去外事科的小王风光无限,去财政局的小陈都在分房买进口家电。我每天骑大金鹿自行车在泥泞山路上颠簸。办公室是一间阴冷的砖房,对面是高墙电网。 1988年的战友聚会,众人在大饭店里喝酒。小王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叹气:“爱国啊,你的二等功白拿了。”他说我在那种鬼地方待着没啥指望。我看着手上的老茧没吭声。 战友们不知道,在看守所的几年里,我没去喝酒打牌。我跟着管教民警搞准军事化管理,还用侦察兵那套心理分析搞审讯感化。连续三年没出过安全事故。 有好几个积压多年的大案线索被我突破了。1995年社会治安复杂,市里急需一批能带队伍、有实战经验的政法干部。很多机关的战友抵挡不住诱惑出了事。 选拔那天条件很严:五年以上基层经验、二等功、艰苦岗位突出表现。整个系统找了一圈,档案最厉害的是在深山里守了十年的傻子李爱国。 我从所长岗位调到市公安局副局长了。这让老战友们都愣了神。小王来找我说:“以前觉得你傻受罪,现在才知道你是在筑护城河。” 昨晚我儿选岗位拿不定主意。他在市局办公室和偏远县城看守所之间徘徊。他皱着眉头说看守所听说不吉利,同学都觉得去机关好。 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年轻迷茫的脸,就像看到了1985年的自己。我磕了磕烟斗说:“别盯着水面漂着的叶子看,去瞧瞧水下的根。” 你看那些机关岗位像盆景好看却没根扎地深处;基层像荒地虽累但能生根成大树。 我不指望儿子多有钱有势,只想让他明白:人生像种庄稼。选个没人要的岗不一定是坏事。 声明:取材网络、谨慎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