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11月6日电 这回跟大家聊聊那位“85后”浙大教授龚延明。他有个观点挺有意思，说宋代文明好比是座富矿，里面那些制度上的智慧，直到现在都还有启发作用。您可能对这位老先生不太熟悉，他今年85岁了，最近接受了我们的专访。10月23号那天，我和曹丹在浙江大学一间飘着书香的书房里见到了他。龚延明精神头很足，说起自己搞宋史研究的经历，那是跨越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线。他觉得宋朝不光文化灿烂，让人心里有底气，在政治制度设计上也有一套，现在拿来参考挺有价值。 龚教授当年其实是个诗人梦的追求者，结果人生的路把他带进了历史的深坑里。1960年他从杭州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留校教书，后来还投笔从戎去当兵了。直到1978年他38岁的时候才重新回到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宋史研究室，在陈乐素、徐规这两位老专家的指点下，才算是正式踏上了搞学术的路。 “宋史这块地盘太大了，你得找个起点才行。”龚延明回忆说，当时中华书局的赵守俨、傅璇琮这些老出版家建议他选个比较冷门的官制史作为主攻方向。这就决定了他以后几十年都要跟那些复杂多变的宋代官职打交道了。 您知道宋代官制有多乱吗？官职的简称、别名多得数不清，这成了后人看宋史的一大拦路虎。面对这个“冷门”领域，龚延明就用“不怕慢只怕站”的劲头埋头苦干。经过几十年的打磨，他终于出了《〈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这些书。这些书现在成了国内外文史研究者手里的必备工具书。 说起宋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智慧，龚教授认为最大的亮点在于解决了武将专权的老毛病。他仔细分析了历史脉络：从安史之乱一直到五代十国，武将拿着兵权就闹独立、搞分裂，这一直是大统一政权最头疼的问题。他特别提到五代十国那段时间，武将篡位当皇帝简直跟换衣服一样快。比如朱温在公元907年篡了唐朝建立后梁；再往后郭威在951年又把后汉的皇位抢了过去建立后周。短短44年里头竟然换了五个朝代。 “那个因为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是个武将殿前司都点检。”龚教授解释道，“因为他太了解武将专权的坏处了。”所以才有了北宋初年用“杯酒释兵权”这种赎买的办法来收兵权的做法：给那些禁军将领良田美宅和丰厚俸禄，用钱把他们手里的军权买过来；接着又把地方节度使掌握的钱袋子、人事权都收归中央。这一招彻底结束了中晚唐以来那种藩镇割据、武将造反的乱局。 这个变化在龚教授看来是个大转折点：它改变了政治生态，让那种持续几百年的大规模军事叛乱风险没了。“从那以后宋朝就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他说，“这种稳定的环境给华夏文明往后发展提供了保障。” 9月29日那天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就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社会面貌。“宋代开创的文官治国传统让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了文化教育这块。”龚教授强调说，“科举制度变得更完善了，士大夫阶层崛起了。”这些都为宋词、书画、书院教育还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既概括了龚教授的学术经历，也是他相信的道理。他鼓励年轻学子做学问要先虚心跟老师学，找对路子；然后要有个坚定的目标和长久的课题去钻研。“研究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打比方说，“跨出第一步后接下来怎么走才能接上茬？要把学问做成体系让它能一层层推进才行。” 现在的学者不光要继承老方法还得用新手段。他提到在搞《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这个大项目时团队就跟计算机专家合作开发软件处理数据。这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催生了一个进士数据库让更多人能用得上研究成果。 如今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龚延明又开启了新旅程——正在写八卷本的《东方之龙史诗》（已经出了五卷）。他把严谨的史学知识融入优美的五言诗里用“史”和“诗”结合的方式讲中国历史。“做了四十年研究还是做回了‘诗人’。”龚教授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