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刚进北京那阵子，压根就不设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那时候各省头头的官衔可不像现在这么五花八门，大家统称“招抚大臣”。1644年，李自成的人马冲进了北京，结果才待了五十来天就被清朝给赶走了。满洲贵族带着那点儿人马南下，地盘一下子变大了，要钱没人给钱，要人也没多少人手，想马上照着明朝那套“巡抚—布政—按察”的老规矩办事，这根本不现实。 16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江宁城外水门口的米市特别热闹。有个挑担子的老朱低声说：“听说明天洪承畴就要进南京了，他到底是管什么的？”这话背后其实是一个让后人挺费解的问题——清朝到底把谁派去管地方了。当时顺治帝还是个小孩，大权全在多尔衮手里，中央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但地方上的官制还乱糟糟的。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644到1646这三年，你会发现督抚、藩臬这些词几乎都消失了。 各地的头头换了个新头衔叫“总督军务”，这东西听着跟后来的总督挺像，其实大不一样。他们只管打仗和招降人，不管财政和漕运。清军给他们发了个特别复杂的牌子，上面写着兵部、都察院还有内阁的名号。这些人的来历也五花八门：有洪承畴这种投降的明朝大官；有吴惟华这种汉军旗将领；也有孙之獬这种科举出身的读书人。 大家抢着当这个招抚大臣主要是看军功大小。顺治元年六月，河北和山西都平定了，多尔衮就让吴惟华去了天津设办事处。到了七月，方大猷被派到济南去了，随身带的兵不过几百人，可他手里拿着能花钱、能征兵的印把子。第二年闰六月的时候，洪承畴南下到江南的时候胸前还挂着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官名，这说明制度还没完全定下来。 这些招抚大臣之间也没个固定的等级区别。吴惟华在广东被称作“太子太保总督军务”，黄熙允去福建当官时只挂了个“兵部右侍郎招抚福建”的牌子。下面的府州县遇到事儿先得请示招抚署，再一层一层报给北京。同时下面那些小官也没着落。县令都跑光了，地方上没人管。多尔衮干脆发了个求贤令，允许以前的明朝五品以下官员继续当差，乡绅推荐的人也能用。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直隶、山东、山西三省就招了一百多个县令进去，大多数都是以前的举人或贡生。说白了就是把基层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自己管，先让他们自救养活自己。 到了1646年正月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多尔衮他们商量着要给各省都派个巡按御史去管事。四月的时候吏部又弄了个布、按两司的名册招人补缺。五月的时候第一批正式的巡抚名单就定下来了。这就意味着地方军政开始分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被叫做“江南王”的洪承畴在南京坐了不到一年就被调回北京了。接替他的是新设的“江南巡抚”——由刘泽清暂时管着。 等到顺治八年的时候才出现了“督抚并置”的局面。湖广、两江这些地方又开始设双牌坊了：上面设总督管几个省的军事；下面设巡抚管本省内务。这时候河道和漕运也有了固定的官名叫“藩臬分守”。 这段过渡期就像是夜里举着火把走路：火光跳得厉害勉强能照亮前面的路但随时可能灭掉。清朝靠着“招抚 总督军务”扛过了最危险的三年，把明朝的旧官僚和乡绅都给笼络进来了。在血雨腥风中间地方的行政也慢慢理顺了头头的名字从“招抚大臣”变成了“巡抚”再变成大家现在都知道的“总督”。 历史的转折点总是很快过去可这些不起眼的名字变化却见证了一个王朝是怎么一步步站稳脚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