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江浙沪地区，有个海宁县硤石镇，1895年春天，诗人徐志摩在这里出生。他的父亲徐申如当时是个大财主，总想让儿子将来继承家业，继续做金融生意。可徐志摩心里压根没这打算，脑子里装着的全是“实业救国”的大抱负。五岁上私塾时，先生夸他聪明过人，但因为老爱问个没完没了，长辈们反倒觉得他是个调皮鬼。六岁到十一岁跟着查氏读书那段时间，徐志摩根本没把四书五经当回事儿，成天把“生活应是艺术”挂在嘴边，还特别关心老百姓的难处。就在那几年里，他把父亲的期望和自己的想法放在了天平的两端。 离开家乡后，徐志摩去了伦敦。1920年冬天，他在那里遇见了林徽音。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诗歌不仅能写景抒情，还能用来写情书。泰晤士河畔的雾气、沙扬娜拉的回眸，都被他裁成了句子。热恋中的他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唯一的灵魂伴侣。”可惜最后林徽音嫁给了梁思成，这让徐志摩尝到了失恋的滋味。为了排遣这份痛苦，他写了《偶然》，那句“挥一挥衣袖”成了千古绝唱。 除了林徽音，徐志摩还有两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第一任妻子是张幼仪。她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给了徐志摩，换来的却是一张冷冰冰的离婚书。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徐志摩在痛苦中完成了自我蜕变。他写《巴黎的鳞爪》的时候，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旧礼教的反抗。张幼仪后来回忆说：“他对我虽然很薄情，但对其他人却很宽厚。”这句话把爱恨情仇都留给了后人去琢磨。 1926年，徐志摩又娶了陆小曼。上海滩的繁华成了他们家的背景色，可婚姻里的裂缝也越来越大。陆小曼爱花钱、爱社交场的热闹，再加上诗人本身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三种力量把他们的婚姻撕扯得千疮百孔。陆小曼的挥霍无度、社交场上的喧嚣和诗人的理想主义最终在《残春》《翡冷翠山居闲话》里酿成了一种冷意。徐志摩曾说：“我要把满腔的热情全部投向天空。”结果当热情耗尽的时候，飞机撞在了济南的开山脚下。这时候他把最后的浪漫留给了长空。 回到文学创作这条路上来说，1923年新月社成立的时候，徐志摩是最主要的发起人。他把闻一多提出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都用到了白话诗里。《婴儿》《雪花的快乐》读起来像一阵清风；《再别康桥》又像一幅水彩画；《巴黎的鳞爪》则像是一把解剖刀。短短十年间，他什么文体都写：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样样都来。他的笔调很奔放，用“跑野马”式的写作把那个病态的时代写成了绚丽的辞藻。他被人们称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而又是末代的诗人”。 徐志摩的世界观里没有固定的中心思想，但“爱、美、自由”这三个词一直围绕在他身边打转。他写《想飞》的时候把对天空的渴望投射到了对灵魂自由的追求上；他写《我所知道的康桥》的时候让剑桥的草香成了“理想”的嗅觉坐标。当理想照不进现实的时候，他把失望写成了诗；悲剧情感像暗流一样贯穿了他的一生。于是“爱”成了他写作的源泉；“自由”成了他生命的坐标；“美”成了他文字的盔甲。 1931年11月19日那天早上大雾笼罩着济南。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坠毁了，年仅34岁就离开了人世。人们常说他的生命太短暂；但他却用十年时间写下了足以照亮后人的诗篇；人们说他太任性；但他却把浪漫主义种进了中文现代诗的土壤里。虽然那一瞬的光亮很短暂；却让后来者看到了汉语也能飞翔的奇迹。 今天再去读他的作品；还能在字里行间听见剑桥的桨声、康河的水声；以及那颗不肯被时代收编的心跳声。从硤石镇那个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少年到中国布尔乔亚末代诗人；从在伦敦遇见林徽音按下诗歌开关到在巴黎完成自我脱胎换骨；从上海滩的繁华成为背景色到飞机撞向开山留下最后的浪漫；徐志摩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划过了35年的光年；虽然短暂却明亮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