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激发阅读热潮 贵州多地多形式推进全民阅读深入家庭校园社区

问题—— 近年来,阅读对提升公民素养、涵养社会风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在实际推进中仍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城乡之间、校内外之间阅读资源分布差异明显;部分家庭缺少稳定的亲子共读时间和方法;在一些地区,阅读活动容易停留在“有书无用”或“有活动无持续”的层面,缺少可复制、可持续的组织机制。

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如何把制度要求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日常实践,成为基层探索的重点。

原因—— 制度层面,条例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倡导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为各地开展阅读推广提供了方向与依据。

现实层面,阅读推广要真正落地,离不开三类关键条件:一是“空间”,即图书馆、校园阅览室、社区书屋等能够稳定开放、便于抵达的阅读场所;二是“人”,即教师、馆员、家长等具有组织能力与示范作用的带动者;三是“方法”,即适龄适类的阅读计划、主题活动设计以及数字化服务等,让阅读从“可获得”走向“愿意读、读得进”。

影响—— 在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读正在从个人沉浸走向家庭共同参与。

馆内举办的家庭讲书活动中,孩子登台讲述故事、家长与孩子共同表达阅读体验,既增强了儿童的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也为忙碌的家庭提供了可持续的高质量陪伴场景。

更重要的是,图书馆通过绘本阅读设备、亲子共读区等功能分区,让不同年龄段的阅读需求得以匹配,提升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吸引力与黏性。

在黔东南州镇远县江古镇中心小学,阅读对乡村孩子的影响更具“改变轨迹”的意义。

当地教师长期推动班级图书角建设、倡导家校共读,并动员社会力量捐书,为孩子创造接触更大世界的窗口。

通过分阶段阅读计划,从童话到成长故事再到人物传记,帮助学生逐步建立阅读兴趣、拓展知识边界、形成价值判断。

持续推进的结果体现在学习能力与精神面貌上:部分学生写作能力提升、语文成绩进步,更重要的是自信心增强、表达欲增强,为后续学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校园阅读表达方式上,贵州一些学校用更具感染力的活动把“读过”转化为“理解了、表达了”。

例如,读书节上集体诵读与庄重宣誓,把阅读与责任意识、家国情怀相联结;戏剧展演让经典文本走上舞台,通过角色体验与情境再现,加深对人物精神和历史记忆的理解。

文本被“演出来”的过程,本质上是学生二次学习与再创造的过程,有助于提升审美能力、合作能力与公共表达能力。

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硬件升级正在补齐短板。

望谟县以协作资金支持改造惠民文化书屋,增加阅览区、儿童阅读区并完善图书配置,未来还将引入数字阅读与读书分享、亲子共读等活动。

这一做法指向一个关键逻辑:阅读推广既要有“最后一公里”的空间保障,也要以持续运营和内容供给避免设施闲置,使其成为真正“有人来、留得住、学得进”的公共文化阵地。

对策—— 推动阅读常态化、体系化,需要从“供给—组织—评价”三个环节持续发力。

一是完善资源供给与精准匹配。

城市公共图书馆要提升少儿阅读与家庭阅读服务质量,乡村学校要加强图书更新与共享机制,基层书屋要兼顾儿童读物、农业技术、地方文化等多类型内容,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二是强化带动者队伍建设。

支持教师、馆员、志愿者开展阅读指导培训,形成“会选书、会领读、会组织”的骨干力量,避免活动一阵风。

三是创新活动载体,提升参与度与转化率。

通过讲书、诵读、戏剧、阅读打卡与主题阅读等形式,把阅读从“任务”变成“体验”;同时注重价值引导,鼓励读者在阅读中形成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四是推动数字化与线下空间融合。

在保证未成年人阅读安全与内容质量的前提下,探索数字借阅、线上分享与线下社群活动联动,让阅读服务更便捷、更可持续。

五是建立可衡量的运行机制。

把阅读活动从“办了多少场”转向“形成了多少稳定读者、提升了多少阅读能力”,在学校教育评价与公共文化服务绩效中体现阅读成效。

前景—— 随着条例实施落地,各地阅读推广将从“倡导性活动”逐步走向“制度化供给”。

贵州的多场景实践表明,阅读推广一旦形成“家庭—学校—社区”联动网络,就能把有限资源转化为持续影响力:城市以公共文化空间提升服务品质,乡村以阅读计划补齐发展短板,学校以活动创新增强文化认同,基层以书屋建设夯实公共服务底座。

可以预见,未来阅读推广的重点将更强调均衡性与可持续性,强调阅读能力培养与文化自信培育并重,推动形成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阅读生态。

从家庭到校园,从城市到乡村,贵州正以多元场景打破阅读的时空界限,让书香浸润每一寸土地。

这一探索不仅为文化惠民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更启示我们:阅读的终极意义,在于点亮思想之光,塑造一个更具韧性与温度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