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反腐败的电视专题片，详细分析了蒋超良这个案子，大家看了都挺感慨的。这个案子把蒋超良从一个金融系统、地方党政的重要领导干部给堕落成腐败分子的轨迹给展现了出来。这个案子不光是暴露了他个人党性原则的丧失和权力观的扭曲，还让人看到不法分子长期“围猎”的手段有多隐蔽和危害多大。还有就是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失守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害。 蒋超良的腐化堕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调查显示早就有苗头了。当他还是中国农业银行中层干部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把目光放在他身上。那个人叫李远光，跟他是同乡，就用“同乡情谊”做引子，搞感情维护。李远光可不像一般人那样直接找你帮忙搞权钱交易，他是采取了一种特别有耐心的策略。他把自己当成是蒋家的“隐形管家”，平时给蒋远光妈妈拜年送礼什么的，还说自己打牌输了钱给点“备用金”。后来呢，李远光不仅介入蒋家子女的教育、投资、父母就医、甚至保姆买房这些家庭事务。他想让蒋超良心理上习惯接受这些照顾和小恩小惠。慢慢地蒋超良心理防线就被瓦解了。 时间长了，“投资期”到了，“收割”也就来了。蒋超良当上了中国农业银行主要负责人这些关键岗位后，李远光就开始提出实质性请托了。在农行ATM机采购这些大项目上，蒋超良利用职权给李远光的公司谋取巨额商业合同。还有通过邀请蒋超光弟弟“零成本入股”公司来进行利益输送，这样权钱交易就看起来像是合作经营了。 到了后来蒋超良到地方当领导后，影响力更大了。这就把两个弟弟蒋斌良、蒋忠良卷进来了。作为大哥的蒋超良没起到好榜样作用，反而纵容两个弟弟放弃正常工作去享受奢靡生活。两个弟弟成了权力掮客，在中间穿针引线帮助哥哥收钱受贿，形成了“兄弟齐腐”的局面。 这个案子让人深思的是家族观念和家风问题。因为父亲曾经交代要照顾好弟弟，所以蒋超良就把这个理解为利用特权给自己家谋利。结果把亲人们都给拖下水了，也把当地政治生态给污染了。 忏悔的时候蒋超良自己也承认了这个问题：不法商人的“围猎”是针对整个家庭渗透进去的。家人产生依赖后就离不开了，“围猎家人等于围猎我”。这说明腐败分子手段越来越狡猾隐蔽，瞄准亲情软肋进行长线投资；而领导干部要是公私不分、家风不正就容易全家沦陷。 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教育课。说明腐败斗争还是长期性、复杂性问题。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守好底线。必须严格管好自己、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才行。 这个案件也显示了我们党坚定决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必须继续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扎紧制度笼子才能切断利益链条、铲除滋生土壤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