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苏格拉底，他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回答了关于生死的深刻问题。汉武帝的时候，李陵兵败投降，当时的朝廷满是责备的声音。司马迁站出来替李陵说了句公道话，没想到惹恼了皇帝，被判了死罪。在那个时代，死刑可以用钱赎、用功劳抵消，甚至可以用宫刑代替。可是司马迁家穷没钱，也没有什么功劳，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一死了之，要么接受宫刑活下去。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后者，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而是把屈辱踩在脚下，写下了一部不朽的史书《史记》。 在遥远的雅典，苏格拉底也面临着生死抉择。雅典公民法庭判定他有罪，判处他死刑。他的学生们都劝他逃跑或者向法庭道歉以求活命，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他坚信自己的哲学实践不能停止，“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会停止哲学实践”。苏格拉底选择了饮下毒酒，用生命捍卫了真理和哲学。 司马迁和苏格拉底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在面对死亡时做出了同样坚定的选择。司马迁写了一封给朋友任安的信《报任安书》，剖白了自己的心迹。他在信中写道：“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对士人来说，宫刑比死还要痛苦得多，它意味着失去祭祀祖先的资格和尊严。可是司马迁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这些先贤的榜样。他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用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展现了从容和坚定。他的学生们劝他越狱逃命或者向法庭道歉求生，但苏格拉底用逻辑解释了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如果我逃离雅典，就违背了自己一生倡导的守法原则；如果我用不正义手段反抗不正义判决，那么我与指控我的人何异？”他用死亡证明了原则比生命更重要。 在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学生们平静地讨论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直到身体僵硬时他才停止说话，“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声音。 司马迁和苏格拉底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在东方忍辱负重，一个在西方从容赴死——但他们最终抵达了同一高度。他们都找到了高于生命的东西，并为了这个东西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史家之绝唱”；苏格拉底的对话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找到使命并躬身实践；死亡的意义不在于终结，而在于是否捍卫信念。 愿我们都能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知道如何生活、如何赴死、如何在有限生命中创造无限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