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融资成本“明降暗升”现象仍存，影响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年度报告在总结民商事审判效率和质量持续向好的同时，专门对民营企业融资司法政策落实情况作出提示：在部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银行“以贷收费”等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金融机构在利息之外另行收取费用，或以名目繁多的服务费、承诺费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融资负担。
此类费用往往不易被企业在签约前充分识别，导致融资成本从“显性利率”转向“综合成本”，削弱降成本政策效果，抬高实体经济经营压力。
原因——业务链条复杂与信息不对称叠加，个别机构合规意识不足。
近年来经济运行持续向新向好，投资融资、贸易往来更趋活跃，交易结构更复杂、参与主体更多，合同条款专业性增强。
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议价能力相对偏弱，面对标准化条款和多重收费项目时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同时，个别金融机构片面追求收益，对收费透明、质价相符原则落实不到位，甚至将本应包含在贷款定价中的风险与管理成本，通过额外收费形式转移给借款人。
加之部分企业对金融收费合规边界认识不足、维权成本较高，导致不当收费更易隐蔽化、长期化。
影响——加剧“融资贵”与合同争议，拖累创新投入与市场信心。
隐形融资成本上升，直接侵蚀企业现金流与利润空间，尤其对资金周转频繁、订单周期波动明显的制造业和科创型企业影响更为突出。
成本压力一旦外溢，企业可能被迫压缩研发与技改投入，延缓扩产计划，进一步影响就业与供应链稳定。
司法层面，收费争议、提前到期条款争议等纠纷增多，推高金融类合同纠纷数量。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金融类合同纠纷236.2万件、审结231.3万件，均同比大幅增长，反映金融交易活跃度提升的同时，也提示规范预期、减少争议的重要性。
对策——以裁判规则“划红线”，以制度协同“通堵点”，以信用机制“降门槛”。
围绕“融资难、融资贵”两端发力，人民法院一方面依法支持企业拓展担保方式，落实民法典功能担保理念，确认符合条件的非典型担保效力，促进供应链、产业链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报告显示，2025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受理10.4万件、审结10.2万件，折射出融资工具多元化背景下司法对规则供给的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通过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等机制建设，与有关方面共同维护企业信用信息，便利市场主体获得信贷，降低交易成本。
更为关键的是，在治理“融资贵”方面，司法以典型案例强化规则指引，推动金融收费回归公开透明、质价相符的合规轨道。
报告所涉案例表明：对借款人轻微违约、且后续足额履行义务的情形，如金融机构在具备多重担保安排下仍直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可能被认定有违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对贷款发放前收取高额“融资承诺费”但未提供对应服务的做法，法院强调不得突破监管允许的收费范围，不得以额外费用不当增加借款人负担，并可按照相关裁判规则将不当收费在本金中扣除。
这些裁判导向，有助于压缩不当收费的操作空间，推动金融机构将风险定价与服务收费置于可审查、可验证、可对比的框架之下。
前景——治理走向“常态化、穿透式”，更强调综合成本与实质公平。
随着民商事审判效率稳步提升，审限内结案率保持高位、平均审理时间进一步缩短，纠纷化解的确定性增强，为市场主体稳定预期提供支撑。
面向下一阶段，金融司法治理将更注重对收费结构进行穿透式审查，关注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提供等价服务、是否具备合同与监管依据，促使融资成本从“合同写法”回到“实质负担”。
同时，随着交易结构日益复杂，法官对事实认定与体系化适用法律的要求更高，相关裁判规则有望在更多类型案件中细化，推动形成统一、可预期的市场规则。
可以预期，随着监管政策、行业自律与司法裁判同向发力，变相抬高融资成本的空间将进一步收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将向更透明、更公平、更可持续方向改善。
融资成本问题关系到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经济的健康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年度报告和典型案例，既总结了司法保护民营企业融资权益的成效，也坦诚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这种问题导向的态度，为下一步的改进指明了方向。
金融机构应当深刻认识到，规范收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仅是监管要求，更是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民法院将继续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助力民营企业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