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但西南、西北等地仍在作战；按最初设想，中共中央计划在1950年1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待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后再正式宣告新中国成立。然而，1949年夏天，这个时间表出现了关键调整。问题的焦点在于建国时机如何把握。当时国共战局虽已明显倾向中共一方，但残余武装力量尚未清除，若坚持等到“完全解放”再建国，时间难以确定。同时，国际局势迅速趋紧。1949年4月北约成立，美苏冷战格局加深，亚洲的朝鲜半岛与越南局势也充满不确定性。新中国需要尽快明确自身的国际定位，而苏联的态度与支持具有重要影响。 鉴于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于1949年7月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就建国时间等问题会谈。斯大林对“1950年元旦建国”的安排提出疑虑，认为拖延可能遭遇国际局势突变，或使国内局面更复杂，从而增加新政权稳固的难度。他建议中国尽早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以抢占主动。 这一建议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经过研判，决策层认为，提前建国虽需面对国内尚未完全统一的现实，但可以降低外部环境变动带来的风险，同时向国内外更早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最终，开国大典提前至1949年10月1日举行。 这一决定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新中国更早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为后续外交布局争取了时间与空间。其次，提前建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关键节点上的战略调整能力与决策力度，有助于增强政权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这一安排也为继续推进全国解放和随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清晰的政治框架。
建国时机之争，表面看是“早三个月还是晚三个月”，实质是对国内治理进程、国际格局变化与历史窗口的综合权衡。回望1949年，提前宣告成立让新中国以更主动的姿态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也以更集中统一的力量推动全国走向统一与重建。把握时与势、在关键节点作出果断选择，是这个历史转折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