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画作者向来是最多的，可作品却越来越像，“千人一面”成了大家的通病。因为模仿的代价实在太低，想要创新却很不容易。像吴昌硕画的牡丹、傅抱石的《待细把江山图画》这些名作，背后都有作者下过苦功夫的。傅抱石为了这一幅画留下了38张正式稿，钱松为了《红岩》改了不下三十次。这种“十年磨一剑”的态度在今天看来反而显得慢了。现在的艺术家忙着到处跑展览、直播卖画，谁还有心思对着一棵树反复琢磨呢？ 从北宋一直到现在，这种重复的情况其实一直在发生。北宋齐鲁那边的画家只临摹李成的画，关陕地区的画家则只临摹范宽。到了明末也是“家家一峰，个个大痴”。清代“四王”掌控画坛的时候更是如此。今天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工笔人物像何家英那样的风格居多；画老虎的风格像冯大中；花鸟画也有喻继高和江宏伟的样式。写意山水画里有黄宾虹和董其昌的味道；花鸟画里有吴昌硕和齐白石的风格；人物画里有陈老莲和范曾的样子。说白了就是把古人的风格换上了现在的外衣。 孩子在墙上胡乱涂鸦的时候特别自由，什么都画得出来。可大人一旦开始动笔就先想着能不能卖钱、能不能拿奖、能不能上头条。这时候心就被外物牵着走了。石涛曾经说过“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心里没有自我的画家怎么能画出好作品呢？儒家强调“志于道”，道家讲究“道法自然”，禅宗说“明心见性”，说到底都是在说要尊重那个真实的“我”。只有把个人的情感和时代的脉搏融合在一起，作品才有生命力。 要想解决问题得回到最初的地方——把工作室搬到山里面或者市井里去，让自然和生活都成为自己的素材。还要回到童年那个没有目的的状态去画画，让第一感觉直接落到纸上。更要给线条和颜色留够时间呼吸生长。当“我”重新回到画面中心的时候，“千人一面”就会变成“千人千面”。这时候的中国画就不再是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复制品了，而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鲜活心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