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平台经济与灵活就业快速扩张，外卖配送、网约车、直播带货、电商运营等新就业形态吸纳大量劳动者。
在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与传统劳动关系不同的组织方式、计酬方式和管理手段，也使劳动权益保障面临新课题。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白皮书，梳理相关案件审理情况并推出典型案例，呈现新业态劳动争议的最新态势与治理重点。
一、问题：案件量缓升，争议集中在“劳动关系确认+劳动报酬” 白皮书显示，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上海一中院审结的涉新业态劳动争议二审案件数量总体呈逐年略有上升趋势。
从从业群体看，外卖骑手占比最高，此外还包括快递员、客服等电商运营人员、主播博主、网约车司机等。
就诉讼请求而言，确认劳动关系及追索工资差额、加班工资、未休年假折算工资等诉求占较大比重，反映出“先确认身份、再主张权益”已成为不少新业态劳动者维权的关键路径。
典型案例中，外卖骑手因平台接单、按单计酬等表象容易被简单理解为“自主接单、合作承揽”，但法院在二审审理中更重视用工管理的实质：企业是否通过晨会点名、考核罚款、固定上下班、惩戒规则等方式实施日常管理，是否形成对劳动者人身与经济的从属性控制。
裁判导向表明，不能仅凭“计件报酬”“时间灵活”等形式要素否定劳动关系，应回到劳动管理的真实样态进行判断。
二、原因：用工链条多、规避设计多、算法规则难以穿透 其一，用工结构呈多层嵌套。
平台、站点、外包公司、合作商等主体交织，劳动者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仅与站点管理者接触，却难以明确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出现“告错对象”“主体难识别”等情况，抬高维权成本，也给法院查明事实带来更多工作量。
其二，部分经营主体存在“去劳动关系化”倾向。
为降低用工成本，一些企业通过签订服务协议、合作协议等民事合同方式弱化劳动属性，甚至引导或要求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以“承揽服务”名义安排工作。
然而在实际履行中又实施强管理、强考核、强惩戒，形成“名义合作、实为用工”的矛盾状态，使法律关系的认定更为复杂。
其三，算法管理加剧隐蔽控制并放大举证困难。
新业态劳动者的接单、派单、计价、补贴、扣罚、评级等关键环节往往由平台规则与算法决定，规则不透明、数据不对称导致劳动者难以获得计算报酬所必需的信息材料。
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往往只能提供聊天记录、群通知、考核截图等碎片化证据，面对“算法证据”处于天然弱势，影响权利实现效率。
三、影响：权益兑现不确定性增加，行业合规成本与治理压力上升 对劳动者而言，劳动关系难确认直接影响社保缴纳、工伤保障、加班工资、带薪休假等核心权益的适用边界，也容易导致遭遇账号封禁、清退等情况时救济路径不清、成本较高。
对企业而言，“用工安排—合同文本—管理方式”不一致将带来合规风险，劳动争议增多也会推高管理成本与声誉风险。
对社会治理而言，新业态劳动者规模大、流动性强、组织方式新，若权益保障不足易引发群体性风险隐患，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就业稳定。
四、对策：以“实质管理”统一裁判尺度，以“信息透明”完善治理工具 从司法实践看，强化对支配性劳动管理行为的审查，是识别劳动关系的关键抓手。
围绕是否存在稳定管理链条、是否具备考勤与绩效约束、是否存在惩戒与退出机制、是否形成报酬结算与扣罚规则等要素进行综合判断，有助于穿透形式合同与表面灵活，准确界定劳动关系性质。
同时，针对主体识别难、证据掌握难等现实问题，可进一步推动平台企业和合作用工主体完善信息披露与留痕机制，明确劳动者所在站点、管理主体、结算规则、扣罚依据等关键信息，减少“找不到用人单位”“算不清工资”的纠纷源头。
对以注册个体户等方式进行“名义外包、实质用工”的情形，应强化合规审查与风险提示，推动用工主体在成本控制与责任承担之间回归法治轨道。
在算法治理方面，推进规则公开、计算可解释、申诉可追溯尤为重要。
通过完善平台内部争议处理机制、健全数据保存与调取制度、加强对关键算法规则的合规评估，可在不影响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提升透明度，缓解举证困境，为纠纷多元化解创造条件。
五、前景：从“个案裁判”走向“系统治理”，权益保障与行业发展将更趋平衡 白皮书释放的信号是，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正在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化推进：一方面，司法裁判将持续强调实质审查，形成更稳定的裁判规则预期；另一方面，平台治理、企业合规与社会保障等制度供给需要协同发力。
随着新业态规范化程度提升，围绕劳动关系确认、报酬计算、工时管理、退出机制等方面的规则有望更加清晰，行业竞争也将从“成本压缩”更多转向“服务质量与合规能力”的比拼。
新业态经济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呼唤与之适配的权益保障机制。
上海法院的白皮书既揭示了发展中的阵痛，更指明了制度创新的方向。
当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找到平衡点，平台经济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让劳动者在变革浪潮中共享发展红利。
这不仅是法律议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底线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