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初，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闷热得要命，梧桐叶已经开始泛黄，可暑气还没散去。27岁的女组织部长黄励和24岁的看守胡小妹，在这一天悄悄地换了立场。黄励是湖南长沙鞭炮作坊里长大的姑娘，七岁丧父，跟着母亲学卷引线、糊纸筒。她在狱中认识了孙良诚，他是从皖南的山坳里走出来的，只念过五年级，识字全靠堂舅一册《千家诗》。陈赓将要出狱，临走前写了封密信给黄励，让她转交上海地下党。这封信很薄，折成指甲盖大小，夹在一本《国文教本》里。孙良诚正好去药房取药回来，就把书塞进了黄励牢房的送饭口。胡小妹就站在旁边盯着呢。她一把抢过那封信，黄励伸手去拦时指甲被刮断了。 那天早上，孙良诚被带出牢房时没穿制服，只穿了一身灰布衫，袖口都磨得发亮。他路过第三间女监的时候看见了黄励。黄励正把半块发硬的窝头掰给旁边咳嗽不止的老裁缝。他脚步顿了顿，没说话，只是朝里面点了下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视。 两天后，孙良诚被枪决了。他死在南京城西的荒坡上，没有公审也没有布告。一排枪响后尸体被杂役用麻袋拖走了。档案里只写着“七月上旬，就地正法”，具体日期都没写清楚。倒是抚恤金写得很清楚：150元，由谷正纲亲自批准的。 三天后是7月5日清晨，雨花台刑场刚下过一场雨。黄励穿着那件被捕时穿的蓝布旗袍来到刑场左襟上还留着半截线头——那是狱中女同志偷偷给她缝的。她没喊口号，只是问宪兵：“能让我理理头发吗？”宪兵没理她，她自己抬手拢了拢鬓角动作很轻。 后来有人翻看旧档发现了一封信：“孙良诚值岗时，常把留声机喇叭转向女监那边。”那时候他常偷听留声机里传来的歌声有时候甚至能听见《国际歌》的口哨声。1950年陈赓重访雨花台时献了三个花圈最小的那个缎带上写着“孙良诚同志”墨迹有点洇像是手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