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质量发展进入攻坚期——绿色转型成为必答题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加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要求提升。该背景下，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余国东委员认为，过去5年“含绿量”持续上升与“含金量”不断增强相互促进，绿色发展正从理念倡导转向制度牵引和实践落地。 原因——政策牵引叠加创新驱动，协同治理释放综合效应 余国东委员分析，“十四五”以来，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共同推进，形成了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和行动框架。一上，污染防治攻坚持续推进，推动环境质量改善与产业升级同向发力；另一方面，“双碳”目标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加快调整，绿色技术与金融工具创新应用加速扩散，为绿色项目提供更稳定的资金来源与更清晰的收益预期。制度供给与市场机制并举，使绿色转型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 影响——重庆样本折射转型成效，也关乎流域生态安全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节点城市，重庆的绿色转型既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内需求，也与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紧密涉及的。余国东委员介绍，重庆在推进绿色制造、能源结构优化、绿色出行各上形成一批可量化的进展：国家级绿色工厂产值占比较“十三五”时期末提高24.4个百分点，绿色制造对产业提质增效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能源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转变，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比“十三五”时期末增长5倍，为电力系统低碳化提供了增量支撑；交通领域低碳转型进行，中心城区公交车和出租车新能源占比超过七成，城市运行的“碳足迹”更降低。 另外，重庆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为牵引，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保护修复上持续发力，推动治理效能从“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余国东委员表示，改革试点带来的政策拉动效应正显现：截至2025年末，重庆碳市场累计成交超过5400万吨，绿色转型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显示绿色要素正加快向绿色产业、绿色项目集聚，绿色投融资体系对经济结构优化的支撑力度不断增强。 对策——以标准、市场与科技三端发力，提升系统治理能力 面向下一阶段，余国东委员建议，从三上进一步夯实绿色转型的制度基础与治理支撑。 一是完善绿色低碳领域政策与标准体系。通过更清晰、更可操作的行业标准、产品标准和核算规则，提高市场主体绿色转型的可预期性，减少“各自为战”带来的成本上升与执行偏差。 二是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围绕碳排放、能耗、用水、排污权等关键要素，推动交易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更趋完善，促进要素向低碳高效领域流动，以市场化手段提升全社会减排降污的边际效率。 三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生态环境治理深度融合。通过数据治理、监测预警、精准执法与绩效评估等环节的数字化升级，提高治理的科学性、及时性与精细化水平，为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治理提供更强的支撑能力。 前景——以“双碳”为牵引打造示范样板，服务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余国东委员表示，重庆将继续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完善“九治”生态治理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展望未来，随着绿色金融、碳市场等制度工具进一步成熟，叠加产业链绿色升级与能源清洁化进程加快，绿色转型有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同时，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功能的持续巩固，将为流域中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生态支撑，形成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重庆的实践表明，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还能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在“双碳”目标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活绿色动能，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