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0年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圣诞那天，李叔同在虎跑寺把头发剃光，给自己起了弘一这个名字。消息传出来后，整个上海滩都炸开了锅。因为李叔同这人学问太深了，诗词书画、金石篆刻、西洋音乐、话剧表演，他样样都是顶尖高手。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要出家修行，报纸自然都抢着报。就在他剃度的那个春天，有个叫徐蔚如的居士从旧书堆里翻出了几封信，那是“常惭僧”写的回信，写得特别诚恳。徐蔚如把这些信整理好印成了一本书，叫《印光法师信稿》。这书一出来，佛教界就像油锅里加了把火，“印光”这两个字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到了第二年秋天，《印光法师文钞初编》和《续编》合在一起流通的时候，弘一被请去给书题词。他只写了一百多个字：“是阿伽陀，以疗群疚；普愿见闻，欢喜信受。”他把印光比作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算是给自己定下了以后要靠念佛往生的决心。从此之后，南山律宗的高僧和净土宗的导师就因为这本《文钞》结下了缘分。1920年七月十三日那天，弘一为了闭关念佛进了关房。临进去之前他给印光写了封信说：“我发誓要证得念佛三昧，就怕血耗尽、精神衰弱反而成了障碍。”印光回信只有一句：“先一心一意念佛，别的事都往后放。”还劝他说虽然知道朋友来往不能太死板，但尽到诚心就好。 弘一让马一浮给他的房间题了块匾叫“旭光室”，意思是旭日东升、光明普照。马一浮在写题字的时候说：“他是远学蕅益大师、近学印光长老的榜样。”这就点明了弘一打算以印光为师、老老实实修行的心意。 以前弘一写字喜欢用行草书体，抄佛经的时候也随便写。印光看不惯他这种态度，直接指出来说：“写佛经可不像写屏风画，要像考进士写策论一样一笔一画都不能潦草。”弘一听了马上改体式，再寄样本给印光看。印光回信夸他说：“能做到这样，一定能把烦恼业识变成如来藏心。”所以后来大家看到的那种工整的“佛体”字，印光就是第一个功不可没的人。 弘一连着写了三封信求做印光的徒弟，但印光因为发过不收门徒的誓愿一直拒绝。到了民国十二年年底的时候，弘一在佛前烧了手臂上的香祈求皈依，印光这才松口说：“哪能预料得到呢？三百年里出这样一个人。”这一句夸奖把弘一带进了师徒的关系里。 民国十四年农历五月的时候，弘一去了普陀山法雨寺住了七天和印光作伴。每天早上他们只喝一碗白米粥、不沾青菜；中午吃一碗糙米饭和一碗大锅菜，“饭菜都吃光了用舌头把碗舔得非常干净”。如果看见客人碗里剩了饭粒或者菜叶掉地上了，印光肯定会训斥：“你有多少福气啊？居然这么浪费！”晚年的时候弘一回忆说，“能吃苦、知道珍惜福气、注重因果报应、专心念佛”这四条好品德都是他这七天亲眼看到的。 叶圣陶在《两法师》那篇文章里记录了一个难忘的场面：通报进屋的时候弘一从包袱里取出大袖僧衣，“眉宇间静得特别不一样”；进屋后马上跪下磕头；离开的时候又拜了拜。叶圣陶感叹道：“有些人以为弘一是浪漫主义者，看到这个样子就知道完全不对。”两位法师并排坐着说话的时候，一个人像流水一样飘逸洒脱；一个人像山一样沉稳厚重。 虽然弘一后来振兴了南山律宗的法门，但他心里一直认定净土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他给学佛的人排定了读《文钞》的顺序：先看书信类的文章；再看用朱笔圈起来的章节；比较忙的人就看那些有单圈的；心思深沉的人最后再看深一些的内容。在圆寂前一年也就是1941年的时候，他还亲手抄写了《文钞》里的二十条法语送给弟子们。“念佛法门最为重要”“适合多读多体味”——这类劝诫在他的书信里随处可见。 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凌晨三点钟左右的时候，弘一合掌念佛离开了人世。就在三天前他写的“悲欣交集见观经”的诗句里早就表明了自己知道什么时候会走的意思。去世后弟子们说他走的时候呼吸非常轻柔就像一根线一样柔软；而且出现了祥瑞的景象象征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代高僧用这样的方式证明了戒律严格和念佛往生这两件事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融合在一起的关系。 今年正好是弘一大师生西八十周年的纪念日。回头看看他和印光相遇、相伴、成就的过程：那个文艺巨匠放下所有俗世的东西进入佛门；那个净土宗的导师用一字一句去保护和教导后来人——这不仅是两位大师之间的缘分更是后来人学习的榜样。希望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遵守戒律坚持念佛；等到那一天也能在莲花池里与大家一起高兴地相见；见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