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的矛盾常集中社区“有人住、没人管”、乡村“有需求、缺服务”、矛盾“有苗头、难化解”等；卫辉市部分老旧小区曾出现环境卫生脏乱、公共设施长期失修、物业服务缺位等情况——居民诉求缺少稳定渠道——协商机制不健全，时间一长容易引发邻里纠纷、削弱互信。农村地区则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集体经济薄弱带来的治理短板，偏远村落更容易出现“空心化”与“弱治理”叠加。 原因：表层看是物业、设施和服务存在缺口，深层则与组织体系衔接不畅、治理力量分散、群众参与不足、问题处置缺少闭环等因素有关。一上，基层治理事项多、链条长，若缺少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和清晰的职责分工，容易出现“层层转办、久拖不决”。另一方面，传统治理较多依赖少数干部“单打独斗”，公共事务牵涉多方利益时，协商平台和激励机制不足，群众容易从“旁观者”变成“抱怨者”。同时，精细化网格管理和信息化支撑不足，也会造成问题发现滞后、处置效率不高。 影响：基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城市运行安全和乡村发展活力。以小区为例，环境差、设施损坏不仅影响居住体验，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诉求渠道不畅会积累矛盾，影响社区稳定。对乡村而言，公共服务薄弱与产业发展乏力相互制约，既限制村集体增收，也影响乡风文明建设和基层组织凝聚力。反过来，一旦形成“组织有力、群众参与、问题快办”的治理格局，就能把治理成效转化为发展优势：社区管理更有序，乡村资源更易盘活，矛盾纠纷也更能在萌芽阶段化解。 对策：围绕“谁来管、怎么管、管到位”的核心命题，卫辉市以党建引领贯穿治理全过程，探索形成较为系统的实践路径。 一是以组织体系打通治理链条。卫辉构建“五级联动”体系，从市级统筹到乡镇指挥、村（社区）落实、党小组延伸、党员中心户上门服务，形成自上而下贯通、自下而上响应的工作格局，并优化基础网格设置，实现网格党组织全覆盖。组织链条更顺，诉求就能更快进入办理流程，问题也更容易在一线被发现、被推动解决。 二是以群众自治破解“无主难题”。在部分长期缺位的老旧小区，社区党组织介入后，通过入户走访、议事协商、民主表决等方式，引导居民共同确定门卫、保洁、电工和网格员等岗位，形成“自己的事自己议、自己的家自己管”的自治模式。通过公开透明的规则重建信任，推动物业费收缴、公共设施维护、环境整治等逐步常态化。 三是以多元力量提升服务供给。卫辉推动志愿服务、网格员队伍、新就业群体党员、银发调解力量等共同参与，缓解基层“人手不足、专业不够”的问题。以村级助老食堂为例，利用闲置资源改造服务阵地，为高龄老人提供早餐保障，同时配套积分管理，把参与服务、环境维护、公益劳动等转化为可量化、可兑换的激励，形成“愿参与、参与有回报”的机制，带动志愿服务从“动员式”向“自发式”转变。 四是以资源盘活带动治理增效。在一些偏远村落，党组织通过发动党员群众、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民宿等方式，推动闲置资源转化为可用资产、沉睡房屋变为稳定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持续治理提供支撑。治理与发展相互促进，既增强基层组织服务能力，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 五是以机制闭环提升处置速度。基层治理的关键不仅在“发现问题”，更在“解决到位”。卫辉在网格化治理基础上，强调从问题受理、流转、办理到反馈的闭环管理，通过明确职责、强化协同、加强监督评估，推动“小事不出网格、难事联动解决”，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前景：从卫辉的实践看，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需要在“组织力、参与度、执行力”上同步发力。随着城市更新推进、人口结构变化和新就业群体规模扩大，基层治理将呈现需求更细、场景更多、协同更强的特点。下一步，对应的探索可从三个方向深化：其一，完善网格化与数字化支撑，提升精准识别、快速响应能力；其二，健全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让居民自治更规范、更可持续；其三，将治理成效更多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产业发展能力，形成“治理促发展、发展强治理”的良性循环，为基层长治久安夯实基础。
卫辉的基层治理实践表明，创新不在于推翻重来，而在于盘活存量、补齐短板；通过“五五”工作体系的系统设计，卫辉市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机制创新转化为群众获得感，让基层治理从“要我参与”逐步转向“我要参与”。这种从问题出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依靠群众力量推进治理的探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基层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