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经贸不确定性上升与保护主义回潮叠加，给东南亚开放型经济体带来多重压力。
近年来，国际供应链重组加快，一些经贸安排出现排他性条款与规则壁垒倾向，外部冲击可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与预期等渠道向区域传导。
对东盟而言，既要保持与各方合作，又要避免被动卷入大国竞争并承担“选边站队”的成本；对中国而言，周边环境变化与外需波动也要求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来稳预期、稳链条、稳增长。
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通胀与利率周期反复，导致企业在布局产能与跨境投资时更强调风险对冲。
二是部分国家以“安全化”逻辑处理经济议题，推动供应链“去风险”甚至“脱钩断链”，使规则碎片化趋势加剧。
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数字化、绿色化成为竞争高地，但相关标准、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等治理议题尚未形成广泛兼容的框架，中小经济体在规则适应与能力建设方面面临现实压力。
四是区域内部发展水平差异客观存在，东盟成员国在产业基础、市场规模、技术能力等方面不尽相同，提升一体化水平需要更强的制度供给与协同机制。
影响：与会专家认为，上述变化既带来挑战，也孕育机遇。
从挑战看，外部市场波动可能压缩出口空间，规则壁垒抬高企业跨境经营成本，碎片化规则削弱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可预期性，进而影响产业链稳定与就业增长。
从机遇看，中国与东盟互补性强、产业联系紧密，双方若能以更高标准的制度安排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反而有望把“压力测试”转化为“韧性升级”，推动区域产业分工从单纯商品流通向规则协同、创新协作与价值链提升迈进。
对策：论坛形成的共识集中体现在四个方向。
第一，坚持战略自主、维护区域稳定。
多位学者指出，东盟的核心关切在于保持自身作为区域合作重要推动力量的主动角色，不愿在大国竞争中被迫站队。
面向更复杂的外部环境，务实做法是以发展为导向扩大合作网络、提升政策回旋空间，在开放合作中增强抗冲击能力。
深化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被视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增长动能与发展安全的重要路径之一。
第二，升级自贸区引擎，推进制度型开放。
与会人士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视为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关键抓手，认为其意义不止于关税减让，更在于规则、标准与制度层面的“软联通”。
在供应链调整背景下，把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与供应链韧性纳入合作重点，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跨境投资便利度，并通过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与区域价值累积机制，推动东盟更深融入区域产业链与价值链，实现从“参与制造”向“参与规则”拓展。
第三，推动产业合作从“市场进入”走向“能力共建”。
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与会人士强调应超越单纯产品出口思维，更重视本地化布局、技术协作与产学研联动，通过供应链协同、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与标准互鉴，带动当地配套产业发展，提升东盟国家自主研发与产业升级能力。
更规范、更深层次的合作模式，能够把竞争压力转化为共同成长动力，也更符合区域合作“惠民”“务实”的导向。
第四，倡导开放包容的科技治理，避免规则碎片化风险。
围绕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与会专家提出要加强沟通协调，兼顾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在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探索可操作、可兼容的规则安排。
对中小经济体而言，过度碎片化的规则将显著抬高合规成本并阻碍数字经济普惠发展；因此更需要在合作框架下推进能力建设、互认互通与治理经验共享，形成促进发展、包容可持续的区域数字生态。
前景：多位与会人士认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基础深厚、机制完备、潜力巨大。
面向未来，若能以自贸区3.0版为牵引，持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规则协同，并在数字与绿色转型、供应链韧性、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可复制的合作项目，将有助于增强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与抗风险能力。
更重要的是，通过坚持战略自主、扩大开放合作、强化制度供给，中国与东盟有望为地区稳定与全球开放型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积累更坚实的实践成果。
中国—东盟智库对话论坛的共识表明，在变局中深化合作不仅是应对挑战的务实选择，更是塑造区域新秩序的战略路径。
未来，双方需以自贸区升级为引擎，以产业赋能为抓手，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为共建开放包容的区域发展格局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