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辅助驾驶功能边界的误读抬头，风险驾驶行为增多。
随着智能网联技术加速应用，市场上“自动驾驶”“智驾”等概念广泛传播，但在现实道路环境中，普遍装备的仍是以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制动等为代表的辅助驾驶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负责人指出，这类功能本质上是对驾驶操作的辅助，并不意味着车辆已具备完全替代人的能力。
实践中，一些驾驶人将辅助驾驶等同于“无人驾驶”，出现行驶中玩手机、长时间脱手、注意力脱离等行为；更有个别人员通过安装模拟手握方向盘装置规避系统监测，甚至在网络平台传播“醉酒后开启智驾就不算醉驾”的说法，易对公众造成误导。
原因——技术宣传与认知偏差叠加，侥幸心理放大违法空间。
一方面，部分消费者对分级标准、功能限制和接管要求理解不足，把“辅助”当作“替代”；另一方面，个别营销表达强调体验、弱化条件，使驾驶人对系统能力产生过高期待。
此外，酒后驾驶的高风险本身伴随侥幸心理，一些人试图借助技术手段逃避法律约束；而“智驾神器”等外挂装置的出现，使“脱手脱眼”具有可操作性，进一步削弱了驾驶人对安全责任的敬畏。
影响——把系统当“挡箭牌”，不仅危及公共安全，也将面临刑事追责。
最高法明确，车载辅助系统不能取代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激活辅助驾驶功能仍属于驾驶行为，驾驶安全责任仍由驾驶人承担。
驾驶人醉酒状态下启用辅助驾驶系统上路，依法仍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犯罪；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能涉及处罚更重的交通肇事等相关罪名。
上述导向释放了清晰信号：技术进步并不改变道路交通安全的基本规则，更不能成为规避法律责任的理由。
对社会而言，这一立场有助于纠正错误认知，降低因误用、滥用辅助驾驶而引发的事故风险，维护公共道路秩序与安全底线。
对策——以法治牵引治理合力，推动“技术合规+使用守规”双到位。
在司法层面，明确辅助驾驶情形下的责任认定，有利于统一执法司法尺度，形成稳定预期。
在监管层面，应持续规范驾驶辅助产品宣传边界，推动企业在用户提示、功能限制说明、接管机制与风险告知上更清晰、更可感；同时，对违法安装、销售“智驾神器”等规避监测装置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压缩其流通空间。
在社会层面，可通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典型案例释法说理等方式，强化公众对“人是第一责任人”的共识。
对驾驶人而言，关键在于守住两条底线：不酒驾、不分心驾驶；即便开启辅助驾驶，也必须保持注意力、随时接管，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前景——在更高水平安全框架下推进技术应用，形成可持续的产业与社会共赢。
智能驾驶相关技术仍处于持续演进阶段，未来随着道路基础设施、车端能力、数据与规则体系不断完善，应用场景将逐步拓展。
但越是技术发展快，越需要以规则先行守住安全底线与责任边界。
司法机关及时阐明“辅助驾驶不改变驾驶主体责任”的原则，有助于为技术创新划定清晰红线，也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稳定法治环境。
可以预期，围绕辅助驾驶分级标识、功能命名规范、数据记录与事故调查支撑、驾驶人接管义务提示等方面的制度与行业实践将进一步细化，推动“可用、好用”建立在“安全、守法”的基础之上。
当科技发展速度超越公众认知时，司法指引犹如校准前行方向的罗盘。
最高法的此次表态不仅划清了技术创新与法律底线的界限，更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永恒命题：任何技术进步都不能僭越生命至上的价值排序。
在自动驾驶的演进道路上，法律与技术的共生共治，终将铺就真正安全的智慧出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