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债务总量可控，风险处于安全区间 3月6日，新华社公开《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据此，2025年末国债余额约41.23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54.82万亿元，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余额约96.05万亿元。 从限额管理角度看，上述两项债务余额均控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限额之内。2025年全国政府债务限额约99.85万亿元，实际债务余额低于该上限约3.8万亿元，表明中国政府举债行为在制度约束框架内进行。 衡量政府债务风险的核心指标之一为政府负债率，即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实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140.19万亿元，据此测算，2025年中国政府负债率约为68.5%。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4月发布的报告，二十国集团成员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18.2%，七国集团成员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23.2%，中国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上述主要国家平均水平。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从全球主要国家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政府负债率处于相对安全的区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亦指出，中国政府债务余额每年受限额约束，政府负债率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整体债务风险安全可控。 二、债务规模增长有其因，隐性债务显性化是关键 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较2024年末增长约17%，其中国债余额增长约19%，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约15%。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速相对较快，其背后有特定的政策逻辑。 近年来，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中央推出一揽子化解方案，2025年共发行2.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通过债务置换，将原本游离于官方统计之外的隐性债务纳入显性债务管理体系，实现展期降息，有效缓释地方债务偿还压力。这个"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阶段性上升，但其实质是债务风险的结构性出清，而非债务规模的无序扩张。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2025年工作时明确指出，深入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有序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持续压减融资平台数量，地方债务结构不断优化。温来成认为，化债政策的快速落地，使隐性债务规模大幅压减，地方融资平台数量明显收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到实质性缓释。 三、债务资金投向优化，形成优质资产沉淀 专家特别强调，衡量政府债务风险，不仅要看负债规模，还要看债务资金是否形成了有效资产。 罗志恒表示，近年来中国通过财政科学管理，优化债务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政府形成大量优质资产，而非用于消耗性支出。新增债务资金形成的优质资产，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创造增量现金流，两者形成良性循环，更增强了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这一特点在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中意义重大。相较于部分国家政府借债主要用于弥补经常性财政缺口，中国政府债务更多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形成了可持续运营的公共资产存量，有助于增强政府的中长期偿债能力。 四、债务结构改进，中央举债占比逐步提升 从结构维度观察，2025年末国债余额占政府债务余额比重约43%，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比约57%。与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比相对较低，地方政府债务占比相对偏高，这与中国特定的财政体制安排密切有关。 此前中央已明确提出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的政策方向，市场普遍理解为适度提升中央债务占比、降低地方债务占比。从近年数据变动趋势来看，这一结构调整正在有序推进。提高中央债务比重，有助于发挥中央财政的统筹协调功能，降低地方财政对举债融资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改善政府债务的整体风险结构。 罗志恒指出，目前中国政府仍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举债空间相对充裕。当前国内低通胀、低利率的宏观环境，也在客观上拓宽了政府适度扩大债务规模的操作余地。 五、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力，举债规模有序扩大 稳定经济增长是当前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今年，中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举债力度扩大财政支出总量，确保公共支出保持必要力度，为基础设施投资、社会保障及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撑。 财政政策的适度扩张，是在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前提下的主动选择。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政府负债率低于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加之中央举债空间仍较充足，为财政政策的持续发力提供了必要的操作空间。
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国在保持财政支出力度的同时有效管控风险。未来需继续完善财税体制，平衡发展与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