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快速城镇化与生活方式更迭背景下，许多乡土民俗面临参与度下降、技艺断层与场景弱化等风险。
扶绥县龙头乡舞草龙虽延续三百余年，但过去长期依赖少数能工巧匠和节庆自发组织：草龙编扎材料有季节性，制作与舞动动作需要经验积累，鼓点、仪式、队形等环节也依赖“老把式”口传心授。
一旦核心人员年迈或外出，传统极易出现“会的人少、接的人少、看的人多、学的人少”的困境。
原因—— 舞草龙之所以能在龙头乡延续至今，根本在于其深植农耕社会的精神需求与社区凝聚机制。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前后，“龙抬头”象征万物复苏，群众以舞龙祈愿风调雨顺，形成共同参与的仪式传统；草龙以稻草为材，取之于田、用之于俗，制作门槛看似不高，实则讲究选材、编扎、骨架、龙头造型与平衡控制，体现长期劳动智慧。
近年来，非遗保护体系逐步完善为其提供制度支撑。
2023年，扶绥舞草龙民俗活动入选崇左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草龙制作技艺入选扶绥县级非遗名录，标志着保护传承从“靠自觉”迈向“有名录、有队伍、有机制”。
影响—— 一方面，传承人的接力让古老民俗保持“活态”。
第二代传承人玉祝元长期钻研编扎与鼓点指挥，在保留传统程式基础上改进舞动设计，将“龙卷风”“盘龙柱”等动作融入表演，并推动与八音演奏、传统仪式相衔接，使舞草龙兼具观赏性与仪式感。
第三代传承人玉正成从舞龙队员成长为组织者，对拜龙、队列、经典动作等环节进行更规范的梳理，常态化组织排练，提升活动的可复制性与参与面。
第四代传承人玉汉新兼具基层干部与传承骨干身份，负责草龙制作、修复与统筹动员，带动更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参与编织与演练，推动形成“有人做、有人舞、有人学、有人管”的闭环。
另一方面，舞草龙的社会功能正在拓展：它既是乡土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基层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抓手。
活动组织带动邻里协作，增强社区认同；进入校园后，成为学生了解地方历史、民俗礼仪与劳动技艺的生动课堂；走向更大舞台后，也为地方文旅融合提供可感可见的文化符号，提升乡村文化辨识度。
对策—— 面向长期保护与可持续传播，当地探索形成几项可操作路径：其一，建立“以老带新”的梯队培养。
通过传承人带徒、集中排练与节庆实战，让年轻人不仅“会舞”，更要“懂规矩、懂节奏、懂制作”。
其二，推动标准化与档案化并行。
在不削弱民俗本真的前提下，对关键动作、鼓点节奏、队形变化、拜龙仪式等形成清晰流程，同时建立图文影像档案，降低学习门槛。
其三，强化校园与社区联动，将编草龙、舞草龙纳入学校社团与节庆实践，形成从课堂到田野的体验链。
其四，结合文旅场景做好承载能力建设，在安全管理、场地组织、志愿服务与宣传展示上完善配套，避免“热闹一阵、难以常态”的短期化倾向。
其五，促进材料与工艺的可持续供给，围绕稻草收集、储存、防潮与修复等环节形成常备机制，提升草龙的可用性与展示质量。
前景—— 随着非遗名录保护推进和基层文化供给不断增强，扶绥草龙有望实现从“节庆项目”向“常态传承”的转变：一是传承队伍将更年轻化、专业化，舞龙、制龙、鼓乐、礼仪等分工更清晰；二是传播渠道将更立体，既保留兴龙码头等传统场域的庄重与乡土气息，也通过展演、研学等形式扩大受众；三是文旅融合将更注重内容质量，突出农耕文化脉络与地方叙事，避免简单娱乐化包装。
可以预期，依托制度保障、社区参与与教育传承三方合力，龙头乡舞草龙将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同时，形成更可持续的传承生态。
从田间地头到非遗舞台，扶绥草龙舞的传承之路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与活力。
三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不仅让古老技艺得以延续，更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草龙舞的蓬勃发展，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生动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