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处于承前启后的特殊历史方位。
这一时期不仅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与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刻调整形成了时间上的重要重合。
自2022年前后，全球主要力量逐步形成共识，将未来十年界定为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决定性十年"。
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出机遇与风险交织、挑战与可能并存的复杂局面。
当前，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
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美关系有望在动态博弈中形成新的战略平衡。
全球多极化进程稳步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为中国深化国际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
中国外交的战略主动权显著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认同与支持，我国不仅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而且正发挥更强引领作用。
在科技创新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国提供了重要机遇。
以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前沿领域成为全球竞争焦点。
我国在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光伏发电、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已形成较为明显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链协同优势。
在量子通信、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部分细分赛道上，我国已实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相关技术应用走在世界前列，正加快从技术追赶向自主创新转变。
这些进展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稳定性和影响力。
依托全球技术迭代趋势和巨大国内市场牵引，我国在多个新兴领域加快布局，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规则参与度。
然而，世界变乱交织，全球政治、安全、经济、科技领域风险和挑战加剧。
在政治安全领域，多极化趋势下大国竞争更趋激烈，地缘冲突可能扩大，右翼思潮与极化现象凸显，传统安全风险持续发酵。
非传统安全风险从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等传统领域向人工智能伦理、太空安全、生物安全等新领域延伸，跨域联动性与突发性显著增强，形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叠加的复杂态势。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新旧秩序转换的矛盾更为突出，安全治理机制难以适配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
经济科技领域的风险尤为突出。
"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武器化"特征持续凸显，在"脱钩断链""去风险"的导向下，大国竞争进一步聚焦前沿科技、产业链供应链、规则标准与关键矿产等核心领域，其中科技博弈已成为竞争核心战场。
特朗普"对等关税"引发的全球贸易体系紊乱持续发酵，削弱了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推动全球产业布局向本土化、区域化、集团化方向加速演进。
全球数据规则碎片化趋势将持续加剧，欧美主导的规制体系通过市场壁垒、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与"长臂管辖"滥用的叠加效应，不仅会进一步抬升各国数字产业跨境运营的合规成本与潜在风险，而且将严重阻碍全球数字经济的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中低速增长区间，全球贸易投资活跃度回升乏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赤字与公平赤字进一步凸显。
面对机遇与风险交织的复杂外部环境，我国需要精准把握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
要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核心战略导向。
推动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协同发力、互促共进，在对外开放中防范风险，在防范风险中创造机遇，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交织，越需要以系统观念把握大势、以统筹方法化解矛盾。
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做强自身，把安全底线贯穿改革发展全过程，把开放合作作为互利共赢的必由之路，才能在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稳住战略定力、积蓄战略优势，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确定性应对世界变化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