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城镇化进入提质增效阶段，一些地区仍面临空间约束趋紧、要素流动不畅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等挑战；一些城市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和功能完善过程中，受土地指标、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等约束，增量扩张空间有限；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上存在差距，影响居民获得感，也制约人口合理流动与产业布局优化。随着极端天气增多、风险因素叠加，城镇防汛排涝、防灾减灾以及应急保供等韧性短板也更为突出。 原因——一上，过去依赖外延扩张的发展惯性仍，部分地方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存量盘活和功能更新上，制度工具不够完善、实施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深水区后，资源要素跨区域配置机制仍待健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的渠道不够顺畅，“人往哪里走、服务跟到哪里去”的支撑体系尚未完全匹配。此外，城市安全治理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特征，需要从单点治理转向全链条、全周期管理，但基层预案、物资储备、网格化执行等环节仍存在薄弱之处。 影响——如果空间瓶颈与服务短板长期存在，可能带来三上压力：其一，城市更新与产业承载不足，影响新动能培育与高质量发展；其二，公共服务不均衡抬高人口流动成本，削弱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导向；其三，面对汛情、灾害以及粮食等关键领域潜风险时，若应急体系不健全，可能影响城市安全运行与社会稳定预期。陈龙认为，应统筹处理好“控”与“活”的关系，既守住底线，也释放活力，用更有力的制度供给提升治理效能。 对策——围绕上述问题，陈龙提出多项建议。 首先，在规划与治理层面，严格落实城镇开发边界管控，强化“三区三线”刚性约束，推动城镇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把更多资源投向存量用地盘活、低效用地再开发、功能复合与品质提升。随着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进入审议议程，他认为将为规划编制、组织实施与监督评估提供更扎实的法治保障，有助于增强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连续性。 其次，在要素配置与区域协同层面，建议因地制宜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等政策创新，鼓励“优地优用”，通过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指标统筹等方式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同时，顺势发展“飞地经济”，以跨区域协作承接产业、共享收益，促进要素更高效率流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核心在于用制度性安排打通资源配置堵点，在守牢耕地保护与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与产业承载能力。 再次，在公共服务层面，陈龙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应坚持统筹布局，加快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和社区延伸。针对部分地方在大型文体设施建设上的导向偏差，他建议优化涉及的考核导向，更注重与人口结构、使用效率和可持续运营相匹配，推动城乡“15分钟便民生活圈”更完善，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捷、高效的服务供给。 最后，在安全韧性上，他强调要加强城镇安全韧性建设，完善防汛排涝、防灾减灾等防控体系，提升城市应对极端天气与突发事件的能力。围绕粮食安全领域潜风险，他建议加快制定并完善基层粮食应急供应预案，依托网格化管理，精准落实成品粮油等应急保供措施，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以更扎实的基础能力维护民生与社会稳定。 前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规划领域法治建设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将更强调规划引领、底线约束、系统治理与民生导向的统一。下一步，空间治理将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效”，区域协作将从项目合作走向机制协同，公共服务将从“设施覆盖”走向“品质供给”，城市安全治理将从“应急处置”走向“韧性提升”。在该进程中，如何把制度红利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实践，仍需在政策协同、资金保障与基层执行力各上持续用力。
城镇化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课题。陈龙委员的建言指向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空间重构中推进制度创新，在资源流动中促进公平与均衡。当法治框架与市场机制形成合力，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将为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