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内需不足。
在日前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深入分析了制约居民消费的深层机制，提出了系统性的破题思路。
问题的症结在于结构失衡。
刘俏指出，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为43%，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恶性循环：产品价格被压低，导致企业利润微薄，进而压低劳动者收入。
这个"三低"循环形成了一道坚硬的枷锁，制约了消费的内生增长动力。
从消费函数的角度看，居民消费取决于两个核心变量。
其一是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增加一元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这直接反映消费意愿。
其二是可支配收入水平，这决定了消费能力的基础。
要有效提振消费，必须同时作用于这两个变量，而不能仅依靠短期刺激政策。
为此，刘俏提出了多维度的政策建议。
在收入分配层面，应多路径拓宽增收渠道。
一方面要稳增长、实施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占比，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惠民导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另一方面，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4%，远低于美国的16%-17%。
若能将这一比例提升至美国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增加12-13个百分点，这将带来内需格局的根本性转变。
具体包括完善农村"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增加农民收入，优化资本市场回报机制提升投资者收益等举措。
城乡融合发展是提升消费能力的重要抓手。
刘俏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既能增加新市民和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也能显著改善其边际消费倾向。
研究表明，灵活就业人员获得城市户籍和均等公共服务后，消费意愿可提升28%。
我国目前约有2.55亿无户籍城市灵活就业人员，若实现落户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这对扩大内需意义重大。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举措。
通过适度扩大规范透明的国债发行规模，置换部分政府隐性债务，在不改变公共部门整体偿债责任的前提下，实现"以明换暗、以长换短、以低换高"的风险重组，有效控制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为扩大消费支持创造空间。
货币政策应更加注重结构性设计。
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大规模降准降息空间有限，但结构性货币政策可发挥更大作用。
对服务消费领域实施结构性降息，可助力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
若存量住房贷款利率下降0.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亿元，间接提升消费能力。
同时，中小微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且贴近消费终端，通过结构性政策降低其融资成本，既能稳定就业，又能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助力经济良性循环。
从长期看，推动"反内卷"与企业大出海是破局的关键。
自"反内卷"政策实施以来，生产价格指数降幅持续收窄，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低价竞争转向质量提升、效率优先、创新驱动。
企业利润改善后，可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劳动者报酬提升，长远形成"合理价格-适度利润-稳步增收"的良性格局。
同时，企业出海可有效对冲国内利润挤压，为价格提升和劳动者增收创造空间。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升至16%左右，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将为国内经济良性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提振消费，既是稳增长的现实选择，也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课题。
打破“低价低利低薪”的结构性循环，归根结底要把发展的落脚点更多放在提升劳动者收入、增强公共服务供给和改善居民预期上。
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深融合，让企业有利润、居民有收入、消费有信心，内需的“发动机”才能持续更强劲地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