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残部并未完全消亡；1866年秋冬，梁王张宗禹率三万人马从河南西进——进入陕西关中——与西北地方起义军相呼应，对清廷的"同治中兴"政策构成严峻挑战。 此时曾国藩虽为清廷倚重的军事统帅，但湘军主力仍主要部署在长江流域。为应对太平军残部，曾国藩制定了"沿河防守计划"，试图将其困守于特定区域。然而此战略在关中的执行面临重大困难。 陕西巡抚刘蓉率1.4万湘军精锐与西北李蓝起义军作战，兵力分散难以集中。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尚在湖北、湖南一带招兵筹粮，未到关中。这给了太平军可乘之机。 张宗禹采取灵活战术。11月中旬，提督刘厚基率三千人在华阴县与太平军交战，因轻敌遭重创，伤亡超千人。随后刘厚基与唐炯再次出击，再次被包围，又损失千余人。这两次失利表明刘蓉严重低估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12月中旬，张宗禹率部进至西安东郊灞桥地区。他未直接攻城，而是占据商县、洛南等地，制造要进攻潼关的假象。这激怒了急于立功的刘蓉，后者立即调集湘军主力追击。当刘蓉得知太平军似乎要攻打潼关时，更是火速率军东进。正是此刻，张宗禹的真实意图显露——他已在灞桥十里坡一带精心布置了伏击阵地。 1867年1月，湘军先头部队在临潼新丰镇安营。张禹爵率两千骑兵突然杀出，刘蓉误判形势，认为失去根据地的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遂下令全军进攻。张禹爵佯装不敌，边战边退，将湘军提督杨得胜、刘厚基，总兵萧得扬、道员黄鼎等将领率领的上万人马逐步引入十里坡的包围圈。 伏击阵地启动时，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淮王邱远才率步兵从两侧村庄冲出，与张禹爵的骑兵形成步骑协同，将湘军团团包围。此时天降大雪，视线极度受限。更为关键的是，湘军士兵经过数日追击已疲惫不堪，其先进火器因受潮大多失效。在这样的条件下，以步兵为主的湘军面对太平军的步骑协同毫无优势。 战斗不足半日，湘军即溃不成军。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得扬、萧集山、萧长清、萧德刚等五位将领战死，三千余名士兵丧生。这一战役成为太平天国残部在天京陷落后最为重要的胜利，充分暴露了湘军在野战中的弱点和指挥官的战术失误。 灞桥十里坡战役反映了多个层面的问题。刘蓉对太平军残部的战斗力和战术水平认识不足，轻敌冒进；湘军虽装备先进，但在恶劣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有限；太平军虽失去天京根据地，但其指挥官的战术素养和部队的组织能力仍不容小觑。这一战役表明，清廷对太平天国残部的威胁仍需保持警惕。
十里坡的风雪不仅遮蔽了视线，也检验了战争中最关键的因素：判断、组织与后勤；历史反复证明，轻敌与冒进往往比敌军更危险。对复杂局势的冷静研判、对基本能力的系统建设，才是左右战局的根本。这个战役既是对关中攻守的回望，也为理解当时政治军事格局的演变提供了清晰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