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山东阳谷县与河南台前县、范县签订了《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彩礼不超过8.8万元，婚宴每桌限定在200元。浙江丽水市安南乡则和福建南平市岭腰乡启动“浙闽边移风易俗”行动，制定了共同的村规民约。这些探索让高额彩礼攀比的风气有所遏制，获得了群众的认可。然而，高额彩礼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出现了新的变种。李永萍教授指出，一些地方虽然彩礼数额降低了，但附加条件却增多了，比如县城买房、买车、“三金”等成了新标配。这个问题不仅是农村家庭的私事，也关系到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并且首次提出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自从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第七次提到这个问题。李永萍举例说，紧挨着的两个村可能因为分属两省风俗不同而形成“彩礼差价”。这边刚限价，那边就偷偷涨价；这边听说隔壁村高，也悄悄涨了回去。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跨省通婚变得很普遍，这导致彩礼风俗相互影响。不同省份治理方式不一，效果也参差不齐。如果高额彩礼纠纷涉及多个省份，责任划分就会出现混乱。 治理高额彩礼不仅需要地方探索省际联动治理的方式，还需要中央多部门协同施政。民政部设立了婚俗改革实验区，最高法发布了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农业农村部牵头开展专项治理。共青团和妇联搭建公益婚恋服务平台。各地也在摸索办法，比如将彩礼问题写入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等。 高额彩礼给农民群众带来了沉重负担。婚姻成本越来越高，对普通农村家庭造成压力。中老年父母承受主要经济压力来成全一桩婚事，养老空间被压缩。高婚姻成本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 高额彩礼还与性别比失衡问题相关联。农村中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是一个现实问题。 整治高额彩礼需要疏堵结合。政府和基层党组织不能缺位，还要抓关键治理主体带动更多村民转变观念。这也需要从根源上发展乡村经济提升农民收入、普及教育宣传、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等措施来解决“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 总的来说，中央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体现了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通过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提出统一倡导标准、共享信息和协同监管等方式来遏制高额彩礼之风在省际边界“流窜”。同时也要看到治理面临困境：它需要依赖长久引导与移风易俗而不仅仅是制定限额。 李永萍认为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新提法对于解决农村高额彩礼问题非常重要。她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长久引导与移风易俗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扭转“十里比身价”的旧观念并且让农民群众真正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