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名单疏漏背后折射的用人偏差 1959年6月26日，中央有关方面报送的人大常委名单审阅过程中被指出存在遗漏：曾志未被列入。对应的负责同志解释为“未报上来”，审阅者当即要求补列，并强调应为踏实做事、敢于负责的干部提供参与国家治理、表达意见的制度空间。此细节并非单纯的技术性疏漏，而是对当时干部推荐中某些“看似谨慎、实则失当”的倾向作出的纠偏。 原因——“避嫌”心理与形式主义叠加，影响公平选任 据回溯，1954年前后，地方在推荐人大代表人选时曾出现以“照顾影响”“避免议论”为由调整人选的做法。出发点多被包装为“识大体”，实质上却可能将干部的能力、贡献与法定权利置于次要位置，把“舆论是否好听”“形式是否漂亮”置于制度原则之上。 这种“避嫌式用人”往往有两重逻辑：一是以家庭关系等外在因素替代岗位表现进行判断，容易导致能者受限；二是以减少议论为目标，倾向于选择“不出事”的方案，客观上抑制担当作为，助长不愿负责、回避矛盾的作风。对党员干部而言，廉洁自律必须坚持，但不能以牺牲制度公平和组织原则为代价，更不能把合规的组织程序异化为“看脸色”“避风头”。 影响——伤害干事创业氛围，削弱制度公信与治理效能 如果“老实人吃亏、能干者让路”的情况得不到纠正，会带来多上影响： 一是挫伤干部积极性。干部把主要精力用于“自证清白”“回避关联”，容易形成“少做少错”的消极心态，影响改革攻坚与服务群众的效率。 二是损害制度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调广泛代表性与依法产生，如果推荐环节被“人情化、顾虑化”左右，会削弱选任的规范性与公信力。 三是放大治理成本。当问题被“面子逻辑”遮蔽，真实能力与群众需求难以进入决策视野，导致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曾志革命年代长期从事组织与地方工作，作风直率务实，敢于讲真话、讲实情。相关评价强调“办事实在”，实际上是对“以实绩论英雄、以公道立导向”的肯定。对这类干部给予正常的履职平台，本质上是保护担当者、鼓励务实者，也是对“空转式审慎”和“表演式廉洁”的警醒。 对策——坚持规则导向与实绩标准，完善推荐审核链条 纠偏“避嫌式”倾向，关键在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轨道，把“关系因素”关进程序笼子。可从几上着力： 第一，明确标准。代表与委员推荐应突出政治素质、群众基础、履职能力和工作实绩，避免以家庭关系、身份标签等非实质要素“一票否决”。对确需回避的情形，要严格界定边界，防止无限扩大。 第二，健全程序。完善提名、审核、征求意见、集体研究等环节的闭环机制，重要岗位与重要名单强化复核，减少“漏报”“少报”以及随意调整。 第三，强化监督。对借“避嫌”之名行“排斥”之实、对合格干部“软性剥夺机会”的行为，应加强组织核查与责任追究，确保公平公正落到实处。 第四，树立导向。对敢担当、能攻坚、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要在组织使用、履职平台、评先评优等形成正向激励，让“吃苦者不吃亏、实干者有舞台”。 前景——以制度公平激发治理活力，让正确导向成为长期遵循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到，干部选任与代表产生不仅关乎个体，更关乎风气与治理。把“实绩、公道、程序”立起来，才能让“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在法定制度框架内利用作用。随着制度建设健全，代表性机构的产生和履职将更加规范透明，干部队伍的活力也将因公平正义的持续强化而不断增强。
六十多年过去，毛泽东同志为曾志补录人大常委名单的故事仍然发人深省。它提醒我们，干部工作的要义在于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做法只会损害组织肌体。进入新时代，更要坚持原则、尊重事实，持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让更多德才兼备的干部凭实绩脱颖而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