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扰动加剧与内生动能偏弱交织，稳增长面临多重考验。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4.5%—5%，并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外需波动与贸易摩擦风险上升；国内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部分领域“供给较强、需求偏弱”的矛盾仍较突出，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恢复基础有待夯实。
原因——经济体量跃升与发展阶段转换，决定了目标设定更强调均衡与韧性。
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表示，与此前“5%左右”的表述相比，区间化目标释放出清晰信号：宏观调控从更侧重单一增速的底线管理，转向统筹增长质量、效率与可持续性。
其一，经济体量扩大带来要素成本、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保持高增速的难度客观上提升，目标需更符合规律、更注重可达性。
其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适度的增速安排有利于为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留出空间，在“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之间实现更优组合。
其三，外部不确定性增多、国内转型爬坡过坎，区间目标有助于提升政策弹性和风险对冲能力，稳定市场预期与社会信心。
影响——从“拼速度”转向“拼质效”，将推动政策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逻辑进一步调整。
专家认为，增长目标区间不仅是数字安排，更是治理导向。
其一，有利于引导各地在稳增长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与民生改善上，避免简单以短期指标论英雄。
其二，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预期为2%左右的背景下，政策将更注重激发有效需求、畅通循环，推动价格水平在合理区间运行，改善企业盈利预期与居民就业收入预期。
其三，区间目标也意味着更强调“组合拳”的时度效，政策需更可持续、更注重跨周期与逆周期的衔接配合。
对策——财政货币同向发力，着力把扩大内需放在更突出位置。
赵昌文认为，破解“供强需弱”矛盾，关键在于推动宏观政策从偏重供给端托底转向更加注重需求端扩张，形成目标一致、协同联动的政策闭环。
一是财政政策更积极、更聚焦终端需求。
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通过更直接、更精准的转移支付提高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在延续必要的“投资于物”的同时，强化“投资于人”，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倾斜，以公共服务改善带动预期修复和消费升级。
二是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取向，强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持续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同时为财政发债和扩内需政策落地营造适宜环境，防止资金“挤出效应”。
在此基础上，创新用好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更精准进入促消费、扩投资和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以改革提升政策传导效率。
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举措，增强民间投资信心；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推动供给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以更高水平的供需适配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
前景——“十五五”开局重在夯基蓄势，高质量发展成色将更多体现在结构与效率。
专家指出，未来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以单一增速衡量，而应从增长、结构、效率等维度系统评估：增长看是否稳定且更可持续；结构看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升级与消费结构优化的进展；效率看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效率的提升，检验科技创新是否真正成为增长的核心引擎。
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改革举措持续落地、创新动能加快积蓄，我国经济有望在“稳”中提质、在“进”中增效，为“十五五”奠定更坚实基础。
经济增长目标的区间化管理，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哲学的升级——从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
当4.5%的下限守住发展底线，5%的上限打开转型空间，这个富有张力的数字区间，实则是给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颁发的"通行证"。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期，中国经济正在书写速度与质量辩证统一的新答卷，这份答卷的评分标准，终将由亿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创新力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