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到台湾，张照堂和郭力昕总能被人们挂在嘴边。张照堂是从1958年的高中社团开始按快门的，那时候台湾摄影圈还没脱离拍风景和记事的老一套，可他的胶片里早就塞进了哲学和超现实的油彩。大学里这四年，他把脑子里想的那些抽象的事儿全变成了画面，指关节弯得变形了，自行车把手断了半截，雨伞还飘在半空，这些伤痕就是他对“活着”发出的疑问。 1961年毕业后，他没把相机装进口袋里随身带着，反而把它当护身法宝一样揣在胸口。因为在他看来，荒诞并不纯粹是瞎闹，那是存在本身递来的挑战书。 这期间他拍的那些裂开的墙、断了的椅子，还有明明还睁着眼睛却已经死去的人，都在提醒大家时间自己也会裂开。面对那些说他不写实的批评声，他反问道：“如果写实只是复制，那荒诞就是让复制长出了翅膀。” 他找真相不是从硬邦邦的地方下手，而是先钻到那些看起来假的缝隙里去瞧瞧。 拍完那些乱糟糟的东西后，他转身就钻进了稻田里。金黄的稻浪翻滚、清晨的炊烟里飘着面线香、妈妈端来的那碗热汤——在他眼里荒诞就像把人撕破皮的刀口，温情就是能把血止住的草药。 其实这两种感觉本来就是连着的两面硬币，一边告诉你世界不能全信，一边又告诉你还值得去爱。所以他的照片里总少不了那种在裂缝里开花的画面。 有人说他是从社会记忆里退回到自己内心世界里去了，他笑说这不过是在给岁月修一条回头的路。年轻时拍的是心里的影子，中年拍的是心里的风景；荒诞像地图上的叉号，温情像路上的驿站。 后来郭力昕评价他是个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年轻的人。正因为年轻才敢嘲笑世界，也因为敢于嘲笑才能继续拥抱它。 他的那台相机一直没退休过，就像一只瞪着眼睛的猫头鹰守在黑夜和荒诞之间。他希望这只猫头鹰能接着嘲笑下去。 当我们再翻开那些断裂、漂浮、睁着眼睛的照片时才会明白：荒诞不是终点也不是温存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