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家事纠纷易“硬碰硬”，诉讼往往加深对立 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婚姻家庭、抚养赡养、债务牵连等纠纷占有一定比例。这类案件的法律关系未必复杂，但情绪对抗强、沟通成本高。一旦进入“谁对谁错”的对峙，当事人容易把矛盾从财产争议延伸到亲情撕裂、关系决裂。尤其在抚养费、离婚、探望权等纠纷中，既有现实利益诉求，也夹杂多年积怨与心理失衡，简单“一判了之”往往难以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二、原因：情理法交织、信息不对称与沟通失灵叠加 一是情绪先行、理性滞后。家事矛盾多由长期积累而来，双方在庭前常已形成固定说法，只想“争一口气”。二是信息不对称加剧误解。例如抚养费争议中，一方不了解对方真实经济状况与履行能力，另一方又缺乏解释与修复意愿，误读不断叠加。三是沟通渠道不足。许多家庭矛盾缺少第三方专业介入，当事人往往“只在争吵时对话”，难以围绕解决方案谈判。四是诉讼程序本身带有对抗性，如缺少柔性疏导，容易放大对立情绪。 三、影响：纠纷拖延既增加成本，也影响基层治理效能 家事纠纷久拖不决，不仅增加时间、经济和心理负担，还可能引发次生问题：未成年人在冲突中受伤、老年人赡养落空、债务风险外溢，甚至出现极端行为隐患。对司法机关而言，大量案件进入审理环节会挤占审判资源，影响群众获得高效便捷司法服务的体验。推动更多矛盾在诉前化解，既能减少诉累，也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四、对策：以“柔性引导+法理释明”推进诉前实质化解 兴庆区人民法院“李大姐”调解室的做法，展示了基层多元解纷的可行路径：把调解关口前移，用更贴近当事人的沟通方式，让双方在更可控、更可谈的环境中回到问题本身。 调解员李素霞长期扎根一线，将经验总结为“五步五情五近”调解法：以真情开场拉近距离；以共情切入贴近情感；讲清事实与法律后果，引导回归平衡；在关键节点以温情促共识；最终促成谅解，实现实质性化解。她注重把法条转化为当事人听得懂的表达，把“程序对抗”引导为“方案协商”，把“算旧账”引导为“向前看”。 在一起抚养费纠纷中，女儿因多年未获父亲关照提起诉讼。调解员一上帮助子女理解父亲的履行能力与现实处境，另一方面也让父亲正视长期缺位造成的伤害，引导双方把焦点从“对错争执”转向“如何补偿与修复”。最终，当事人就物质与情感的双向补偿作出承诺，纠纷诉前化解。 在一起离婚矛盾中，夫妻因沉迷网络、债务压力引发激烈冲突。调解员先缓和对抗情绪，再以未成年人利益为支点进行分开沟通，推动一方提出可核验的还款与自律计划，另一方明确可执行的关系修复边界。双方在责任、期限清晰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避免矛盾更升级。 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李大姐”调解室累计参与化解案件1452起，成功率91.53%。这个成效既来自调解员的经验与耐心，也说明了法院完善诉前调解、推动多元解纷的制度作用。 五、前景：以机制建设提升可复制性，让“案结事了”成为常态 业内人士认为，诉前调解的关键在“实质解决”，而不是“走流程”。下一步可从三上持续发力：其一，强化专业力量协同，引入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社会工作等资源，形成“司法确认—跟踪履行—回访修复”的闭环；其二，推进调解规范化建设，完善工作指引与评估标准，提高经验可复制性；其三，突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在抚养、探望、家庭暴力等案件中完善风险识别与干预机制。随着多元解纷机制进一步健全，更多矛盾有望止于诉前、化解在基层。
“李大姐调解室”的实践说明，基层治理需要更多可落地、能见效的调解机制。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如何让司法既有尺度也有温度、让调解更具实效，是基层治理必须面对的课题。把法理、情理与现实需求结合起来，不仅能提高纠纷化解质量，也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