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矛盾日益凸显。其中，原东北军部队的遭遇尤为典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近30万东北军被强制缩编至10万人，6个军的番号虽得以保留，但实际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问题根源在于国民党军队的派系管理体系。当时军队被明确划分为"中央嫡系-半嫡系-旁系-杂牌"四个等级，东北军作为张学良旧部，被归入最末等的"杂牌军"序列。这种等级划分直接导致装备补给、作战任务分配等的严重不公。据史料记载，东北军一个整编师获得的补给仅相当于中央军一个团的水平。 在这种环境下，东北军各部队为求自保采取了不同策略。53军军长周福成凭借与陈诚的同学关系获得庇护，最终成为唯一获得美械装备的东北军部队；于学忠率领的部队则主动请缨深入敌后，以空间换时间。但49军等多数部队既无人脉又无机遇，陷入更为艰难的处境。 1941年后，随着战争持续恶化，这种内部矛盾更激化。49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却不敢上报，只能依靠战前私藏的装备维持建制。为获取更多资源，部分残存部队甚至将矛头指向更弱势的川军等地方武装，酿成多起摩擦事件。 军事史专家指出，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恶性循环严重削弱了抗战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因内部倾轧导致的非战斗减员最高时占到总兵力的15%。更严重的是，这种风气破坏了军队团结，为日后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埋下伏笔。
回望那段历史，一些部队从"被挤压的弱势"转变为"转嫁压力的强势"，折射出的不只是某支部队或某位将领的得失，而是战时体制下资源分配、公平与纪律之间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减少内耗、维护协同、以制度约束取代派系逻辑，既是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也为理解战争胜负背后的组织逻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