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大规模卫星时代，“地面指挥—卫星执行”的传统模式面临瓶颈。 随着商业航天与卫星互联网加速发展，低轨卫星数量快速增长。以通信卫星为例，卫星运行过程中涉及姿态控制、链路维护、任务调度等多环节，过去往往依赖地面站进行高频次操作与指令下发。在单星规模尚可支撑的情况下，这个模式能够运行，但当成千上万颗卫星同时在轨时，地面测控资源、指令链路能力与人工处置效率将受到显著掣肘，影响整体星座的稳定性、响应速度与任务完成率。另外，传统卫星常被视作“数据搬运工”，将海量遥感、通信或监测数据回传地面再分析，带宽压力与时延问题日益突出。 原因——任务复杂度上升叠加链路与算力约束，促使智能能力向“在轨端”迁移。 一是规模带来的调度难题。星座运行需要持续进行轨道与姿态管理、星间链路维护、对地资源分配等，若主要依靠地面集中式指挥，容易出现操作拥堵与响应滞后。 二是数据增长与带宽紧张。高分辨率遥感、全天候监测等任务使数据量呈指数级增加，全部回传不仅成本高，也可能错失对突发事件的最佳处置窗口。 三是实时性要求提高。自然灾害预警、海上应急通信、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保障等任务，对“秒级—分钟级”的链路与决策提出更高要求。 ，“具身智能”理念受到关注。其核心是让智能体在真实物理环境中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闭环。如果将这一能力引入卫星系统，卫星不仅能“算”，还能根据环境与任务变化自主调整策略与动作，形成在轨自主运行与协同能力。 影响——在轨计算与自主协同将改变卫星运行方式，带动产业链与新应用形成。 其一，提升运行效率与可靠性。具备在轨计算与自主控制能力的卫星，可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对地面频繁干预，提升姿态控制、故障诊断与任务切换的效率，在通信中断或资源紧张情况下增强韧性。 其二，提高数据利用价值。卫星可在轨对数据进行筛选、压缩、识别与融合，只回传关键结果或高价值数据，缓解带宽压力，缩短从“观测”到“决策”的链路。 其三，推动星座协同作业。通过星间通信与分布式计算，卫星间可进行任务分解与资源调度，实现“多星协同、分布决策”，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与空间信息服务提供更强支撑。 其四，拓展太空算力新路径。围绕能源、散热、成本结构等因素，太空部署算力的探索正在升温。有观点认为，随着有关技术成熟，部分计算任务向太空端迁移可能具备经济性。对我国而言，这既关系到新领域新赛道的培育，也关系到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关键能力与系统优势。 对策——以工程化牵引、生态化协同，开展关键技术与应用牵引。 首先，强化系统工程与可靠性验证。太空环境对软硬件稳定性提出极高要求，应围绕抗辐照、容错计算、自主控制、安全可信等关键环节开展分阶段验证，形成可复制的工程体系。 其次，完善星间互联与标准体系。具身智能卫星的价值在于协同，需推进星间通信协议、任务接口、在轨协作机制等标准化建设，提高跨型号、跨平台协同能力。 再次，以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迭代。可优先在应急通信、灾害监测、海洋与边远地区服务等领域开展试点，形成“需求—技术—产品—迭代”的闭环。 最后，优化创新生态与要素供给。面向智能载荷、芯片与操作系统、卫星平台、测控网络、数据服务等链条，加强产学研用协同与人才支撑，推动形成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落地的持续能力。 前景——从“算力上天”到“智能体上天”，关键在于把方向判断转化为可执行路线图。 据介绍，杭州相关科研机构已开展计算卫星与星间通信等探索，具备一定在轨计算与互联能力，为更走向具身智能卫星提供技术与工程基础。面向未来，随着星座规模扩展与应用需求增长，在轨智能化将从“可选项”逐步转为“必答题”。预计在若干年内，围绕在轨智能计算、星座协同调度、天地一体化网络服务等领域，有望形成更多可验证、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成果，并带动通信、遥感、导航与应急保障等多类应用加速升级。
从地面到太空——从跟随到引领——具身智能卫星的研发不只是一项技术突破，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持续演变的当下，坚持自主创新、把握战略机遇，中国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科技发展路径。这片创新的热土，也将持续孕育更多面向未来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