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以婚恋之名行诈骗之实，侵害群众财产安全与婚姻秩序； 近年来，围绕婚恋、彩礼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少数不法分子利用群众对婚姻的信任和“成家”的急切心理，打着“谈婚论嫁”的旗号实施诈骗，并呈现团伙化、跨区域、流程化等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对此类犯罪依法严惩，并以马某案作出警示：马某组织多名女子，通过快速登记结婚、短期内离婚的方式反复作案，累计骗取15个家庭200余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该案表明，婚姻不应成为敛财手段，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遮掩。 原因——利益驱动叠加信息不对称，使“婚骗”有机可乘。 从动机看，彩礼金额往往较高，个别人受利益诱惑铤而走险；从现实环境看，部分地区婚恋信息不透明、家庭之间了解不充分，对婚姻登记、财产给付缺少必要的风险意识。一些中介撮合、熟人牵线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形成“快相识、快订婚、快给付、快脱身”的套路。再加上受害人顾及“家事”和面子，部分案件在早期不易及时报案、固定证据，给犯罪留下空间。 影响——既扰乱婚姻家庭秩序，也抬高社会治理成本。 以婚嫁为名的诈骗直接侵害群众财产，受害家庭往往面临积蓄受损、债务压力和心理创伤等多重打击。同时，此类案件容易加剧对正常婚恋交往的不信任，削弱婚姻应有的情感基础，并可能引发后续纠纷与矛盾。如果简单将其归为“彩礼谈不拢”，不仅会弱化打击力度，还可能出现以民事纠纷掩盖刑事犯罪的风险，影响司法公信和社会预期。 对策——划清民刑界限，既治理高价彩礼也严打婚嫁诈骗。 依法区分“彩礼纠纷”和“婚嫁诈骗”，是治理的关键。一般而言，彩礼纠纷属于民事范畴，前提是双方具有真实结婚意愿，后因感情破裂、家庭矛盾等原因未能共同生活或婚约解除，由此产生彩礼返还范围与方式争议，可依法适用民事规则妥善化解。与之不同，婚嫁诈骗的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对方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物，符合刑法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马某案中，“组织多名女子”“反复闪婚闪离”“得手即脱身”等情节，反映其自始缺乏真实婚姻意图，目的直指彩礼与财物，性质已由婚恋纠纷转为刑事犯罪。 下一步，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时，应更加注重证据审查和行为链条还原，重点查明是否存在预谋性、反复性、组织性以及资金流向等关键事实，依法精准定性、从严惩处。对彩礼领域的民事争议，要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推动依法调解、释法说理，降低对立情绪和诉讼成本。社会治理层面，还应加强对婚恋中介、撮合介绍等领域的规范管理，推动实名登记、风险提示与违法线索举报联动；同时加强法治宣传，引导群众理性看待彩礼，倡导健康婚俗，减少“以财论婚”的攀比。 前景——以典型案例明规则、树导向，推动形成更清晰的社会预期。 最高法在工作报告中点名典型案件，发出明确信号：彩礼问题坚持“民事归民事、刑事归刑事”，既依法治理借婚姻索取财物等不良风气，也对借婚姻之名实施诈骗保持高压态势。随着跨区域警务协作、信息核验手段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再加上婚俗改革与法治宣传持续推进，婚恋领域有望形成“守法有保障、违法必追责”的稳定预期，为群众安心婚恋、依法维权提供更有力支撑。
婚姻包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也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最高法工作报告对骗婚诈骗的强调，既是对犯罪分子的警示，也是对社会的提醒。应在尊重婚姻制度、保护群众财产权益基础上，继续厘清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边界，完善法律与治理衔接机制。唯有如此，才能让婚嫁回归情感与责任的本质，成为真诚结合的见证，而不是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