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谈判现转机 美国安全观异化引国际社会担忧

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伊美核问题接触近日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焦点。

伊朗外长2月6日表示,在阿曼斡旋下的伊美核谈判开局良好并将继续推进。

对今年以来持续升温的美伊紧张态势而言,这一表态为局势降温提供了有限窗口。

然而,与谈判同步出现的,是美方对伊朗延续并加码的“外围施压”:白宫下达行政命令,宣称将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从伊朗购买商品与服务的国家征收25%的进口关税。

谈判桌上释放缓和信号,政策工具箱里加紧制裁与关税威慑,这种“边谈边压”的组合拳,折射出美国对外政策中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问题:谈判出现积极迹象,但单边施压加剧不确定性。

伊美接触本可为推动地区热点降温创造条件,但美方在关键节点抛出惩罚性关税安排,客观上抬高了相关国家参与对伊经贸往来的成本,增加谈判环境的对抗性,也向外界释放出“谈判不等于让步”的强硬信号。

尤其是以关税方式对第三方实施长臂管辖,容易把本应聚焦核问题的谈判外溢为更广泛的地缘经济对抗,进一步复杂化中东安全与全球能源、航运等领域的稳定预期。

原因:战略收缩与力量焦虑并存,绝对安全观驱动政策外溢。

从美方近来发布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文件以及相关表述看,其战略重心更强调本土安全与西半球防御,把“美国利益优先”作为最高行动原则,并将印太、盟伴分担、国防工业基础等列为重点。

其逻辑一方面是承认自身相对优势受损,倾向于收缩目标、集中资源;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更强势的手段维持主导地位,把贸易、金融、军事等工具联动使用,以外部施压换取谈判筹码与战略回旋。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把自身描述为处于多重威胁之下的“脆弱国家”,将边境、移民、毒品等议题安全化、军事化,并向外部转嫁成本。

在这种绝对安全观下,美国往往追求单方面“零风险”,却忽视了他国合理安全关切与地区国家的自主发展需要,导致政策频繁外溢,既冲击国际法与多边规则,也使国际社会对其承诺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产生疑虑。

影响:加剧地区对抗,冲击多边秩序,抬升外溢风险。

第一,谈判空间被压缩。

对伊朗而言,美方以关税和制裁手段施压,容易被视为缺乏互信与诚意,增加国内强硬派声音,削弱通过谈判实现妥协的政治基础。

对调停方与地区国家而言,谈判进程更易受到突发政策与舆论战干扰,调停成本上升。

第二,第三方承压与阵营化风险上升。

惩罚性关税针对“直接或间接”交易对象,界定空间宽泛,易引发连带冲突,迫使相关国家在经贸与政治上被动选边,影响正常贸易投资与能源合作,增加全球供应链与金融市场波动。

第三,地区安全风险被放大。

近年来美国多次以军事行动、空袭与无人机打击等方式展示力量,虽以“威慑”为名,却可能诱发误判与报复循环,使局部冲突向更大范围蔓延,进而冲击红海、波斯湾等关键航道安全,牵动全球通胀与能源价格。

对策:回到多边框架与国际法轨道,以对话减少对抗。

推动伊美接触向建设性方向发展,需要各方把核问题置于可核查、可执行的机制之中,避免把谈判工具化、把关税制裁泛化为外交筹码。

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基准,反对以国内法替代国际法、以单边制裁替代多边协商。

地区国家可加强沟通协调,支持调停机制发挥作用,倡导以互信措施降低冲突风险,包括建立危机沟通渠道、减少军事对峙、保障航道安全等。

对于美国而言,如继续以绝对安全观处理外部关系,只会在短期制造“优势错觉”,却在长期透支信誉、推高成本,最终反噬自身安全。

前景:窗口仍在,但“谈判—施压”并行将长期考验稳定性。

伊美核谈判若能延续并取得阶段性进展,有助于为中东局势降温提供支点,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与航运压力。

但在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对外战略调整以及对盟伴“分担责任”诉求上升的背景下,美方以关税制裁、军事威慑叠加外交接触的做法短期内难以消退。

未来一段时间,谈判进程将更依赖各方能否把“可核查的安全安排”置于“单边施压的政治需求”之上,能否用规则与机制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升级。

美国霸权衰落与对外干涉升级的并存,本质上反映了一个大国在战略调整过程中的困境与危险。

绝对安全观这一狭隘的安全理念,不仅无法为美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将其引向更加危险的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单边主义政策实现长期的国家安全。

只有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原则,才能构建真正稳定的国际秩序。

美国需要认识到,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安全是相互的、共同的,而非绝对的、单方面的。

唯有放弃绝对安全观的迷思,才能为自身和世界找到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