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沈醉在谈到当年的往事时透露，当徐远举试图扒掉江姐衣裤时，她怒骂徐远举，避免了侮辱。罗广斌当时在场，惋惜地表示，书中未能反映江姐的机智和勇敢。同样是在1964年，北京的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前军统少将沈醉和写出《红岩》的罗广斌坐在一起聊天。1949年11月14日，江姐在重庆渣滓洞受刑。那个年代里，彭咏梧已经被处死，徐远举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头头，把江姐视为软柿子。审讯中，江姐表现得非常坚强，面对各种酷刑，包括竹签钉手指的折磨，她始终保持沉默，并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不过，当徐远举要当众羞辱她时，江姐突然变得激烈起来。她质问徐远举有没有母亲和姐妹，以道德伦理为武器反击他。面对江姐的强硬态度，徐远举无地自容。而沈醉当时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发生。罗广斌听完这个故事后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个情节如果写进小说里，就能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江姐的智慧。事实上，江姐从小就经历了艰辛的生活。1920年，她还只有10岁就开始当童工，甚至要站在高脚凳上干活。这种艰苦的经历锻造了她坚强的意志。1949年11月14日那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尽管重庆已经接近解放了，江姐还是平静地走向了歌乐山刑场。她穿上最好的旗袍，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写下了一封托孤信。这封信是用烧焦的棉絮调成的墨水写成的。江竹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痛苦转化为精神的力量。沈醉对这段往事的讲述其实是对江姐最高的敬意。那些试图用暴力和羞辱摧毁信仰的人，最终都在这种钢铁般的意志面前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和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