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末期，大唐中枢权力结构出现关键转变；宰相李林甫在十九年执政中逐步搭建以个人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史料显示，天宝年间对太子集团的系统性打压，意味着唐代政治生态明显恶化。 在权力运作层面，李林甫推行“罗钳吉网”式清洗。天宝五载（746年）“韦坚案”中，他利用御史台的特殊司法权，将刑部尚书韦坚、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等太子关联官员诬为“谋立太子集团”，朝中重臣多被处死或贬谪。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排除异己的方式经过精心设计：先由亲信杨慎矜罗织罪名，再由酷吏罗希奭执行清除，最终形成“宰相—御史台—地方”的三位一体镇压网络。 军事领域的干预更具破坏性。名将王忠嗣因反对石堡城战役被构陷“拥兵谋立”，导致唐代边防政策转向急功近利。据《资治通鉴》记载，接任的哥舒翰为自保强攻石堡城，虽获胜却折损数万精锐，印证了王忠嗣“得不偿失”的判断。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李林甫推行“边将短任制”，打破唐初“出将入相”传统，使安禄山等胡将得以长期盘踞边疆，为后续叛乱埋下伏笔。 政治学专家分析，李林甫体制存在三重结构性缺陷：其一，决策系统出现“逆淘汰”，陈希烈等庸相“但唯诺而已”；其二，监察制度异化为党争工具，台谏职能失效；其三，边疆与中枢信息链断裂，天宝后期“朝廷不知藩镇实情”成为常态。这些制度性溃烂，使本可及时遏制的安禄山势力最终坐大。
李林甫的权力扩张史，本质上是帝国制度防线被逐步蚕食的过程；他并非靠暴力夺权，而是通过精密的政治设计和对权力漏洞的利用，垄断决策权。此历史教训表明，再强大的帝国，一旦权力制衡被破坏，官僚体系失去自我纠正能力，就会陷入个人专制主导的恶性循环。大唐盛世的衰落，并非源于一时的战争失利或经济衰退，而是权力结构内部腐化所致。这种深层制度病变，往往比表面的政治事件更具破坏性，影响也更深远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