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学转向的这一过程，是从“义理”到“性理”的转变，虽然看似突然，但实际上有着明确的发展路线。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佛老、刘挚、司马光、孔子、孟子、扬雄、李翱、王充、王安石、王氏、程颐、程颢、苏轼和荀子等众多人物的思想和观点。 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不再仅仅关注实际应用，而是转向了思辨和内省。这场争论涉及到谁是这个转向的先驱者。程颐和程颢的洛学宣称自己是正宗，他们坚持认为洛学开创了性理之学。然而司马光、苏轼和刘挚则把矛头指向王安石，他们认为王安石之后，士大夫们开始谈论道德性命。金人赵秉文也支持这一观点，因此后人普遍将王安石视为宋学繁荣期的奠基人。王安石把道德性命作为旗帜，给传统儒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从此宋学进入鼎盛时期，心性义理成了王学、洛学、关学和蜀学等各家的共同主题。 宋学治学以性理为轴心，它可以根据程颐提出的“性即理也”为界标分为前后两期。南渡前的宋学强调“性”，南渡后的宋学则强调“理”。孔子时代很少提到“性”，孟子首先提倡“性善”，将人性问题推到了儒家核心位置。宋学为了创新继承孟子为宗师也很自然。程颐直言孟子之所以能超越其他儒家学者，是因为他能够明了人性。孟子认为性善是仁政的基础，但仅靠善的观念无法解释现实中的恶现象。荀子因此补充了这一观点，提倡性恶；东汉时期扬雄和王充进一步调和为性善恶混杂的观念；汉代董仲舒则用阴阳五行重塑儒家体系，提出性善情恶论：认为人本性善良但情感则可能邪恶。这个经过汉唐润色的性善情恶论在北宋中期仍然占据官方和太学统治地位。 儒家经典《白虎通义》列出了五种人格特质——仁、义、礼、智、信；同时列出六种情感——喜、怒、哀、乐、爱、恶。唐朝时期韩愈和李翱也沿袭这个框架体系。北宋初年太学里老师和学生们口耳相传的依然是这套汉唐正统性善情恶论。随着义理之学转向性理之学，看似突然出现的新义理实则早已潜伏在儒家经典与官方解释之间。王安石把这个旧说推到极致并掺入佛老玄思思想才开出后世所谓性理之学的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