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社区经济发展短板仍较突出。
社区经济作为连接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多样化需求的重要载体，既能通过盘活资源形成稳定收益，也能以就业、服务、治理的联动方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当前，银川部分社区在推动社区经济过程中仍面临制度边界不清、合法路径不明、资源要素难以集聚等现实矛盾：一方面，经营范围、资产处置、收益使用等缺乏清晰的制度依据，社区在探索出租、入股、合作经营等模式时顾虑较多；另一方面，闲置空间、公共设施、社会资源分散在不同主体之间，统筹调配与市场化运营能力不足；同时，社区工作者队伍在专业化、复合型能力方面仍需提升，项目策划、风险管控、财务管理等环节存在短板。
原因——制度供给与能力建设尚未同步。
业内人士认为，社区经济兼具公共性与经营性，既要坚持服务居民、反哺社区的导向，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建立合规运营机制。
现实中，地方层面的专门规则不完善，导致“能不能做、怎么做、收益怎么用、风险谁承担”等问题缺少统一规范，基层在推进时容易出现“不敢做”“不会做”的情况。
与此同时，社区资源整合涉及街道、部门、国有资产、社会组织、企业与居民等多方主体，若缺少清晰的权责划分和可执行的合作机制，项目往往难以形成闭环。
再加上部分社区数字化管理工具不足，项目从资源对接、过程管理到绩效评估缺乏统一平台支撑，影响运行效率与透明度。
影响——关系基层治理效能与公共服务质量。
社区经济发展不畅，直接影响社区公共服务的可持续供给能力。
在人口结构变化、居民需求分层加剧的背景下，社区对养老托育、便民服务、文化体育、社区照护等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仅依靠财政投入与常规供给方式难以完全覆盖。
社区经济如果缺乏稳定收益来源，公共服务供给的弹性与韧性就会不足，基层治理中的协商议事、矛盾化解、公益服务等工作也更难获得持续支撑。
更重要的是，社区经济承载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就业增收、带动居民参与的功能，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否牢固。
对策——以立法牵引制度化、规范化、可复制的路径。
在会议期间，徐娟娟建议从制度设计、资源整合、队伍建设与数字监督等方面系统发力，形成可操作的政策工具箱。
一是健全法律政策体系，明确边界与路径。
建议制定社区经济专项条例，明晰社区经济的定义、范围与合法合规的发展模式，对出租、入股、合办等方式进行规则化设计，明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收益使用、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要求，减少基层探索的制度成本与合规风险。
同时，可探索设立社区发展基金，通过财政撬动、慈善资金参与、社会资本引入等方式，形成多元投入机制，为公益性、普惠性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和启动支持。
二是深化资源整合与运营创新，增强可持续性。
围绕盘活存量资源，推动社区闲置空间复合利用，将闲置用房、边角空间等改造为便民服务设施、公益市集、社区活动场地等，形成“服务—运营—反哺”的良性循环，将收益用于改善公共服务与居民福祉。
与此同时，注重培育社区社会企业等新型主体，通过项目种子库、创业补贴、能力培训等方式，支持社区团购、便民集市、助老助残等可持续业态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三是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提升资源联动效率。
建议建立“社区治理合伙人”机制，吸引企业、社会工作机构、居民骨干等多方参与，以事务联办、项目共建、资源共享的方式提高治理效能。
通过制度化合作机制，推动企业提供场景与岗位，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居民参与共治共享，形成相互支持、优势互补的生态。
此外，应加强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建设，完善薪酬增长与职业晋升通道，吸引懂治理、懂运营、懂财务、懂法务的复合型人才参与社区经济项目，提升策划执行与风险管控能力。
四是强化数字赋能与监督保障，提升透明度与执行力。
建议开发社区经济数字化平台，整合资源对接、项目孵化、合同管理、资金流向与绩效评估等功能，推动项目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管。
将社区经济发展纳入街道考核体系，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对资金使用、项目成效、群众满意度等进行综合评价，确保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前景——制度完善将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打开新空间。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随着城市更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持续推进，社区经济将在改善民生、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参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通过地方立法明确规则、通过资源整合释放空间、通过专业队伍提升能力、通过数字平台强化监管，有望让社区经济从“零散探索”走向“制度运行”，从“单一创收”转向“服务导向的可持续发展”。
下一阶段，关键在于坚持公共属性和公益导向，守住合规底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推动社区经济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
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银川市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建议，为破解社区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
未来，唯有通过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与社会协同，才能让社区经济真正成为惠民利民的“幸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