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战略阶段。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消费既是稳增长、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也是谋全局、开新局的战略支点。但提振消费不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全面保障——才能有效打通从消费意愿向实际购买行为的转化通道。 当下消费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许多居民虽然有消费欲望，但因信用受限、消费环境不规范等因素制约，实际消费能力与意愿存明显落差。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指出，一些消费者因逾期等原因被金融机构限制使用信用卡或消费贷款，直接降低了个人消费，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水平。 针对此问题，我国采取了多项制度创新举措。202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落实这一政策，目的是将失信历史转化为消费动力。数据显示效果显著：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表明，2025年有266.96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信用修复人次连续7个季度超过新纳入失信名单人次。在地方层面，截至2026年2月，广东辖内近400万人完成信用修复，其中约14.5万人已获批新的贷款。 这些数字背后是消费潜力的逐步释放。通过信用修复，大量消费者重新进入正常金融体系，获得消费信贷的机会大幅提升。这一政策也传递出更加包容的监管信号，有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北京工商大学新商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周清杰认为，应更完善对应的政策，比如在"限高政策"中，可考虑允许部分失信人员按1.2至1.5倍费用支付出行成本，既便于其恢复生产、偿还债务，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仅实现"能买"还不够，"敢买"才能激活更大的消费潜力。为此，我国先后出台了《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等政策，针对预付式消费、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这些政策在规范市场秩序、提振消费信心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平台规则透明度、算法定价以及预付式消费风险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强。 但洪勇也指出，一些问题仍然存在。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保障机制不完善、平台算法透明度不足、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等问题依然制约着消费信心的提升。这表明，完善消费环境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在资金监管、信息透明和维权机制等多个维度持续推进。 周清杰建议，针对预付式消费引发的商业欺诈问题，可由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联合开展风险防范工作，建立更完善的预警和救济机制。同时，应加快推进消费者维权的便利化和快速化，降低维权成本，让消费者敢于放心消费。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制度完善与政策创新的每一步，都在拉近消费者从"能买"到"敢买"的心理距离。这种制度红利的加速释放，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提振消费不是短期刺激的简单加法，而是制度供给与市场信任的系统工程。把信用修复做细、把权益保护做实、把环境治理做久，才能缩短从"能买"到"敢买"的心理距离，让每一份消费需求都能在更安全、更透明、更便利的市场中得到满足，并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