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出首支遣唐使团，由此开启了长达264年的文明输入进程；19批次官方使团累计带动5000多名留学生，将唐代的政治制度、建筑艺术与命名文化带回日本列岛。需要指出，这些文化传播者显示出强烈的实用取向：他们不仅参照长安城的棋盘式格局营建平城京，也把唐代简洁的两字地名体系作为重点学习对象。考古资料显示——日本现存最早的行政地名中——约68%形成于奈良至平安时代（710-1185年），其中两字地名占比达83%，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所见的地名结构高度一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最新研究还指出，本州岛西部“ 中国地方 ”五县（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的命名逻辑，直接借鉴了唐代“中原—边疆”的地理认知框架。围绕这种文化移植，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核心概念的归属。我国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已有“宅兹中国”的明确表述，比日本使用该称谓早约15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家认为，这反映出古代东亚文化传播中的典型现象：汉字作为载体在跨文明流转时，概念含义可能发生语义迁移。日本学界近年提出“文化在地化”观点，认为遣唐使将“ 中国 ”用于指称本州西部时，已赋予其“中部之国”的新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解释体系。面对命名争议，中日学者也在尝试以更可验证的方式推进研究。2023年启动的“东亚地名溯源工程”联合项目，运用数字人文方法对比分析中日韩三国5.7万条历史地名。初步结果显示，东亚地名与涉及的文化要素的传播呈现明显的“文化梯度”特征，即核心文明区的影响向周边地区以波纹式扩散。此发现为缩小历史认知差异提供了新的学术支点。
城市格局可以仿建，制度可以改造，但地名往往会在时间深处长期留存；两字命名的简洁、“中国”称谓的沿用，既记录了唐风东传的事实，也提醒人们更细致地理解文化流动与概念演变。在相互理解愈发重要的当下，与其纠缠“谁先使用”，不如更重视尊重史实、厘清语境与持续对话，这或许更能体现文明互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