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写了很多东西。英国作家裴丽珠（Juliet Bredon，1881—1937）1931年写的《北京纪胜》在这股风潮里算是挺特别的。林语堂还把它夸成了“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裴丽珠不光把北京的老建筑和风土人情记下来，还用“如画”的眼光给西方看的北京重塑了形象。不过大家平时太忽略裴丽珠这个人的一生和她写作时的背景了。其实这本书跟她家里人在中国的经历、近代中国海关的历史，还有那个时候中英两国权力的变化都有关系。裴丽珠的爸爸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可是中国海关里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小舅子，1873年就进了海关系统。后来当过总理文案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1908年还代理过总税务司的工作。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虽然名义上归清政府管，但其实一直都是英国人说了算，变成了英国在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裴式楷就在这个特殊的机构里工作了一辈子，他的家庭也跟着他的职务变动跑来跑去，在汉口、上海、北京这些地方都住过。裴丽珠1881年出生在中国汉口，小时候就在租界里长大，1897年跟着爸爸搬到了北京。她回忆说赫德大使馆区就像个“灰尘扑面的北京绿洲”，看得出她对北京的环境又爱又恨。 这种在中国长大的经历让她看中国的眼光和别人不太一样。不像那些只来旅游、喜欢看稀奇的外国人，她在《北京纪胜》里没怎么猎奇。而是用很细腻的笔调描写北京的房子、节气风俗还有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她老是强调北京“如画”，这种美其实是从18世纪英国美学里来的。在她看来，这不只是单纯地说风景好看，而是一种把历史记忆和现在变化连在一起的审美方法。她把城墙、寺庙还有集市都放进四季的光影里，写出一个既有古典味道又很有烟火气的北京。这跟当时西方媒体里说中国又破又旧的样子形成了对比。 不过这种审美的背后其实藏着很深的历史压力。20世纪初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慢慢下降了，中国呢又刚经历了辛亥革命，正处在传统和现代的转变期里特别艰难的时候。裴丽珠写这本书的时候她爸爸裴式楷在海关的权力斗争里已经败下来了：英国人觉得他太亲华了，不让他当赫德的接班人。1910年他只好退休。这事儿其实反映出英国对华策略变了——从赫德时代那种通过中国人来控制中国的办法（就是“以华制华”），变成了更直接插手政治的方式。裴丽珠笔下那个安静的“如画”的北京某种程度上成了对那个已经过去时代的怀念：既是想留住老都的样子，也是对殖民体系开始松动后大家不知道自己文化身份在哪儿的一种审美回应。 再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北京纪胜》写的正是中西双方话语权转移的时候。裴丽珠虽然继承了西方汉学里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但是没像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东方主义”那样说话。她对北京建筑的考证、对民间习俗的记录都像个专业学者一样严谨又有感情。这种平起平坐的视角可能就是因为她家里两代人都在中国浸淫太久了：他们既是殖民体系的参与者，又因为长期住在中国和社会有了感情联系。书里说到颐和园废墟她会感叹几句、听到胡同里的叫卖声她会舍不得走的时候都能感觉到作者在文化归属上的纠结——她既是西方来看中国的人，又有一半身子已经变成了北京的一份子了。 《北京纪胜》可不仅仅是一本介绍城市的书。透过裴丽珠的一生和她的文章我们能看见那个时代好多层褶皱：海关家族在中国的命运起伏、殖民体系内部的矛盾、中西文化在审美上的交流和较劲。现在再翻出来读这本书不只是为了看看民国时候的北京长啥样更重要的是要反思跨文化书写时权力和感情是怎么搅在一起的。等历史的雾气都散了裴丽珠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如画”的古都图画更是一面能照出20世纪初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镜子提醒我们：每一次对风景的描写从来都不只是风景本身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