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那会儿，雷平带队给天津医疗队送到了恩施六县二市的现场，手底下带着整整104名队员。当时他把人精准分到了全州的6个县和2个市，还利用天津互联网医院的资源，给当地搭了个在线问诊的平台，硬是实现了线下救人跟线上看病同时进行。这段经历既说明他在处理公共卫生危机上反应快，也展现出他对怎么合理调配医疗资源有很深的理解。要知道这事儿干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后来药监工作的逻辑能不能立得住。 这位湖北公安出生的“医生—院长—校长”，其实1974年3月才出生。1997年硕士毕业之后，他就直接去了天津市卫健系统待了下来。虽然头衔后来变成了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这三个叠加，但他骨子里还是个临床出身的。你看他在医院管理层滚了这么多年——2018年到2019年先是在天津市卫健委当副主任，2019年5月当上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院长，2020年又去了天津医科大学当副校长，到了2021年7月这才接下了大学校长的位子。 这段“医学+管理”的复合经历是雷平的核心优势。5月19日人社部把他的名字挂到了国家药监局副局长的名单上时，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这就把个懂行的人给请进了药监局。要知道这个位置因为颜江瑛2022年9月退休的缘故已经空了半年多了。 现在国家药监局的职责是要保障大家吃药安全、还得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得更好。雷平既然是个学医出身的人，他很可能会站在病人的角度重新看看审评审批、监督检查这些事儿：比如说推动临床看病的流程和药监局的审评能更紧密地融合起来，让药能更快到病人手里；再利用医院手里的数据建立更精准的风险预警模型；还有把那些开处方的医生的经验变成审评专家库里的共识指南。 虽说“医者”身份带来的直觉能在管药的整个过程里发挥大作用，但光凭这些还不够。未来这张底牌到底能不能打出新的打法来？还得等着看雷平怎么在人社部和国家药监局的新岗位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