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是个咱们中国人该听听的故事。我要讲的人叫李公朴，虽然离现在过去七十年了，但他的精神还在。这个事要从头说起。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打起来了，李公朴把他那桌子就挪到大街上了。他带着人到处演讲、出壁报，还把他那本叫《读书生活》的半月刊给办起来，当成了说话的喇叭。到了1934年，杂志才出了9期，他跟沈钧儒他们六个人因为写了点爱国的话，就被国民党给抓起来了。国民党给他们扣了个“危害民国”的帽子，一下子全国的报纸都盯着看。李公朴他们七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绝食、不写悔过书，硬是扛下了所有骂名。最后出来那天，他笑着跟记者说：“坐牢不会让咱们的信仰没了，只会让它更硬。” 再说说1938年，武汉成了打仗的中心。李公朴跟朋友一起编了个叫《全民抗战》的杂志。那时候杂志里写的文章就像枪一样锋利，一边骂日本鬼子坏事儿干尽，一边喊大家都起来当兵。编辑部的灯每天亮到很晚，油墨味儿混着硝烟味儿，在那时候特别特别独特。武汉快守不住的前一天晚上，李公朴背着一摞杂志样儿，走了三十里地送到后面去了。 到了1940年年底，李公朴跑到延安去了。他在窑洞里看到了老百姓和士兵亲如一家人的样子，这才真正明白了“民主”这两个字有多重要。回去的路上，他还组织了个教学团去晋察冀、晋冀鲁豫那边跑。他把“民主”“科学”这些字写到了村头的黑板报上和小孩的作业本上。老乡们一听说“俺们也要识字”，李公朴就把黑板擦拍得震天响：“那就从今天开始！”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在昆明成立了，李公朴当委员。没有钱也没有地儿办公，他就把自家客厅改成了印刷厂，把北门那条小巷弄成了个秘密书店——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了《民主周刊》《全民教育》这些进步刊物。报纸里夹着传单、邮票、小手电，也夹着年轻人的热血。1945年开政协会议之前，他到处跑着跟各民主党派商量事儿，拿笔写下了“还政于民”的话。 最惨的事是在1946年2月10号那天晚上发生的。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上推选他当了五人主席团成员；结果到了7月11号深夜，还没等到报纸头条上有他笑脸的照片呢，特务的子弹就把他给打中了。他倒在地上的时候手里还抓着一张没寄出去的稿子——上面写着“我们要民主！”三个字被血染红了。这事儿传开了以后，全城的人都自发出来游行悼念他。 现在咱们再回头看看李公朴的一生吧：从搞学生运动到坐牢斗争，从编杂志到去边区讲课，从重庆街头到昆明巷口。他告诉咱们——民主可不是光喊喊口号就行的事，而是要把笔当成枪头、把讲台当成阵地、把生命当成筹码来过日子。历史不会再来一遍了，可李公朴们用鲜血写下来的答案现在还亮着呢：只有敢说话、敢斗争、肯干活的人，才能托起真正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