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不信，小时候特别爱看小说，也喜欢自己瞎编故事。当时我心里总想着，现实生活太乱太杂了，啥都像在胡乱发生，可编故事就不一样了，咱们能把那些零散的事儿集中起来，弄得漂亮又好看。 我特别认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历史是记过去发生的个别事，而文学是在讲应该发生的普遍事。我觉得虚构简直是文学的密码，太精髓了。不过我自己编的故事肯定也有限，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人生藏在背后讲出来。就像发密码电报一样，这感觉特别有意思。 大约是世纪之交那会儿吧，我在复旦读博。那时候写的《小艾求职记》还有《芳邻》，其实都是为了留个念想。《芳邻》里那读书的辛苦劲儿和火热的欲望搅在一起，特别焦灼，那就是当年我在复旦租房那段日子的回忆。南区现在都没了，但那个一直在南区晃悠、带着点都市欲望又向往纯净生活的小艾，就跟南区一起活着了。 那个时候的上海特别吵，那种世纪末的情绪我也写进小说里了。朋友说看我这几篇作品完全没感觉到过时感，反而挺鲜活。我琢磨着是因为这叫“有意味的形式”，能把时间束缚给甩开。 读博那会儿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老公房，屋里就一间房，但有个特别大的拐角阳台。我特喜欢站在阳台上看那两条交叉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后来写《阳台上的女人》，就借用了这个阳台空间。 这小说讲的是两个自私的人怎么相爱。你想啊，如果爱的本质不是让自己爽而是把自己给搞碎了，这感情是不是特别难受？我想表达真爱的难实现，还有它对生活造成的那种毁灭性打击。 这小说结尾我老不满意，后来翻里尔克的诗集找灵感。结果他的句子跟我的长在了一起。男的落魄、女的疯癫，都挺有象征意味的。我一直觉得爱情是特别严重的事，跟打仗一样吓人。 还有《办公室里的七朵花》，写个外地男青年刚到上海工作，特别狂热爱着办公室里的上海老美人。其实我就是想发泄一下刚上班那阵儿的压抑和茫然。用男人的视角去看还能更用力地表达这种情绪。 《逃离》才是真正的爱情故事。咏梅从大学就爱上胡雷了，经历好多波折才走到一起。两人在上海打拼出了一片天。可就算日子过得再好，咏梅也很难跟男人分享成功带来的快乐。那种浮华生活反而成了她受不了的重负。 因为她还爱着胡雷，所以更没法忍受被忽略和无视，最后她决定跑了。这个故事是我对婚姻生活的反思。世俗的成功对婚姻有时候不是福气而是致命伤。 《只是朱颜改》完全是瞎编的虚构故事。它的主角其实是上海的老房子。那时候我工作总在淮海中路那边转悠，对衡复风貌区的老房子特着迷。 我还借着看房的名义去看了不少老房子。我就想百年的老洋房里肯定藏着故事。于是写了两女一男在南昌路新里的感情纠葛。 他们的身影总在梧桐树旁边晃悠。这小说其实也不深刻，但里面的人都挺清楚自己要啥不要啥，有理智又重情义。这就是我觉得老洋房该有的浪漫。 这几年好多电视剧都以上海为背景了。要显示上海总得有外滩、黄浦江这样的风景。哪怕普通上班族租房也爱找能看到东方明珠或者巨富长地区那种老洋房、梧桐树的地儿。 除了《只是朱颜改》，其他小说我都没特意去强调那种“上海符号”。我去南京路、外滩玩基本都是陪外地朋友去的。所以我看那些动不动就出现城市四件套风景的，感觉就是观光客心态。 我写的那些外地人带着梦想来上海找活路、找工作、找对象、买房……他们最开始的感觉肯定是离开老家那种失落和不安，然后急着求安稳想成为上海的一分子。 但每一个新上海人心里都藏着对远方的渴望。就算他们在这暂时安稳了下来，心里的“异乡”念头也没熄灭。这就构成了这座移民城市特有的复杂精神内涵。 我小说里的所有人都是这种状态的代表。比如《谁来自远方》里的凌青和她堂弟李福平。看她结婚买房好像挺稳定了其实心里还藏着对北京学者王宜思的感情。 她既舍不得故乡的亲情又放不下北京的学者这道坎儿。这种状态就像是在问明天谁会从远方来一样纠结。这才是真正的新上海人的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