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技术加速进入课堂，教育如何既抓机遇又守底线？ 随着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三年提出“人工智能+”行动，对应的技术重点行业领域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步伐加快，教育领域也迎来深刻重构。徐坤在“委员通道”回应记者提问时指出，相关技术对教育具有明显赋能效应，但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在提升效率与守护学生思维能力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教育改革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原因——从供给侧到需求侧，教育体系面临“规模化与个性化”的结构性矛盾 徐坤认为，这场变革并非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触及教育本质的系统性调整。长期以来，大规模培养强调统一进度与标准化评价——难以充分照顾学生差异——导致“千人一面”的供给模式与多样化成长需求之间矛盾凸显。同时，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需求更为迫切，倒逼高校提升人才培养的适配度与前瞻性。，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学习、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组织方式，为破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可行路径。 影响——学习节奏被重塑、教师角色再定位，但“替代”与“依赖”风险并存 徐坤表示，从“学”的角度看，相关技术可更细致地识别学习过程中的差异，进而动态调整学习路径与内容，改变过去统一节奏难兼顾个体差异的局限。以北京邮电大学探索为例，学校研发的智能助学平台在学生遇到难题时并非直接给出结论，而是依据学习者认知状态逐步提示与启发，引导其自行推理、迭代验证，帮助学生从“会做题”转向“会思考”，推动因材施教从理念走向可操作的教学流程。 从“教”的角度看，相关技术有助于减少教师在批改、统计、重复答疑等环节的事务负担，使教师把更多精力投向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学习情境设计。例如，通过问题导向、项目驱动等方式，创设激发好奇心、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课堂场景。徐坤强调，技术并不会取代教师，而是推动教师从“讲授知识的人”转向“培育能力的人”，从“知识权威”转向“成长向导”。 同时，风险也不容忽视。若使用不当，学生可能出现对工具的路径依赖，弱化独立思考、问题拆解与论证能力，甚至在学术规范、信息真实性各上产生新的治理难题。教育场景对价值观塑造与人格养成具有特殊性，因而更需要坚持科技向善、建立相匹配的规范体系。 对策——以制度与教学改革双轮驱动，强化伦理教育与“合理有度”使用 围绕“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徐坤提出，应教育过程中加强道德伦理教育，引导学生合理、有度使用相关工具，防止思维惰性。实践层面，可从三上联合推进： 一是完善规则与边界。针对课程作业、论文写作、实验报告等关键环节，建立清晰可执行的使用规范与学术诚信要求，明确可用范围、引用标注、责任主体与违规处置，形成可追溯、可检查的治理闭环。 二是把能力培养嵌入教学设计。通过探究式学习、开放性问题、项目实践与跨学科训练，强化“提出问题—搜集证据—建模分析—论证表达”的完整链条，让工具服务于思考而不是替代思考。 三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育人能力。推动教师掌握数据化教学与智能化工具的使用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其价值引领、学习诊断、情境创设与个性化指导上的专业能力，确保“技术提效”最终落到“育人增效”。 前景——教育将走向开放共享、虚实融合、人机共效的智慧成长空间 徐坤判断，相关技术为教育变革按下“快进键”。未来教育环境将更加开放共享、虚实融合、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课堂边界将从学校延伸到社会与产业，形成贯通学校“小课堂”、社会“大课堂”、产业“真课堂”的学习网络。优质资源也有望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平台化与协同化机制触达更多学习者，让更多学生获得个性化支持与成长机会。与此同时，伴随应用深化，教育治理将更强调规范体系、伦理底线与质量评价，推动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范式。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已成为现实。面对这场变革，我们既要抓住机遇提升教育质量，也要警惕潜在风险。只有坚持科技向善，在理性引导下推进智能化，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促进教育公平与发展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