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货币占主导的古代社会，北宋出现的交子率先开启了纸币流通。它轻便易携，显著推动了跨区域贸易，但受限于当时的印刷工艺和防伪手段，伪钞问题也随之出现。史料记载，南宋时期成都府路一度出现“奸民盗印，不可胜计”的情况，市场秩序因此受到严重冲击。分析认为，纸币造假盛行主要有三上原因：其一，早期纸币多用楮纸印制，普通工匠也能仿制；其二，跨地区流通使真伪核验更困难；其三，高额利润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元朝《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记载，伪造者甚至可借劣质纸张牟利“十倍于本”。这类乱象直接带来交易纠纷增多，并在部分地区推高通货膨胀风险。面对挑战，官府逐步建立起更完整的防伪体系。技术上，明代宝钞改用桑穰纸并加入特殊纤维；清代晋商票号则首创“微雕密押”，在有限空间内设置只有特定机构可识别的字符组合。管理上推行“三年一更版”，定期更新票面样式与细节。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规定“伪造宝钞者，枭示，全家戍边”，惩处力度明显高于同期盗窃罪。上述措施产生了实际效果。清代票号兴盛时期，日升昌等机构依托严密的防伪与核验流程，实现“汇通天下”，假票纠纷相对少见。值得关注的是，古代防伪并不只依靠技术，也形成了“官民协同”的验证机制：各地设立辨钞所，培训专门验钞人员，同时商户也会通过触摸纸质、观察透光等方法进行初步鉴别。
纸币自诞生之初就面临“便利”与“风险”并存的考验。围绕交子及其后续纸币形成的防伪与治理体系，既是对当时技术条件的应对，也是对国家信用的制度性维护。历史说明，守住货币信誉，靠的不只是印章或暗记，而是能够执行、可追责、并能持续更新的一整套治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