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增收基础仍需夯实，结构性约束亟待破解。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点，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
当前，部分地区农业产业链条偏短、产品附加值不高，农产品“好产不一定好卖、好卖不一定好价”的矛盾仍然存在；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就近就业并存，就业稳定性、技能适配度、增收可持续性仍需提升。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虽有进展，但在山区、边境地区等地，增收后劲不足与低收入群体帮扶的精准性问题仍需系统应对。
原因——产业升级、组织化程度与就业承载力是关键变量。
农民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云南地形复杂、县域差异明显，农业生产易受市场波动、自然条件和物流半径影响，决定了单纯依靠初级农产品扩产难以形成稳定的增收曲线。
另一方面，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时，产业增值收益易在链条上游集中，难以有效转化为农户收入增长。
此外，县域产业承接与公共服务配套若不足，农村劳动力“想就业、能就业、稳就业”的链条就不够顺畅，导致增收的不确定性上升。
影响——促农增收事关民生质量、风险防控与发展韧性。
近年来云南把促进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数据显示，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0年的12842元增长至2024年的17450元，年均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反映出增收政策的综合效应正在释放。
值得关注的是，云南在2022年至2024年间推动脱贫户低收入分层目标动态清零，进一步降低了返贫致贫风险。
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群众获得感，也为扩大内需、稳定县域经济、增强边疆治理与社会稳定提供了更坚实的民生支撑。
对策——以产业为“根”、以机制为“桥”、以就业为“稳”。
根据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云南将围绕共同富裕目标，坚持把促进群众持续增收作为重要着力点，形成更系统、更可持续的政策组合。
一是做强富民产业，拓展经营性收入空间。
云南将聚焦“1+10+3+N”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产业，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更多增值收益留在产地、更多收益回到农户。
同时，强化品牌建设与市场渠道，推动优质优价，解决“卖得出”与“卖得好”的问题，提升农民增收的确定性。
二是扩大联农带农覆盖面，提升组织化和利益联结水平。
云南将探索和完善更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企业、农户与村集体形成更稳定的利益共同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保底收益、收益返还等方式，增强产业增值收益向农户端的传导效率。
以各地探索的多样化模式为基础，进一步在机制设计、合同规范、风险共担和收益分配上制度化、可推广，形成“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
三是稳定转移就业规模并深挖就近就业潜力，夯实工资性收入支撑。
就业是农民增收的“压舱石”。
云南将持续推广“幸福里”社区等做法，结合承接产业转移与盘活闲置资源，建设“家门口的务工车间”，提高县域就业吸纳能力，推动群众实现挣钱与顾家兼顾。
与此同时，通过技能培训、劳务协作、就业服务与权益保障等措施，提升就业质量与稳定性，增强收入增长的持续性。
前景——从“政策驱动”迈向“机制驱动”，共同富裕路径更清晰。
面向“十五五”，云南明确将低收入群体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强调调整创新帮扶政策，在“持续增收”上想更多办法、下更大力气。
这意味着促农增收将从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治理：一方面，通过产业链延伸、品牌化与市场化提升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更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分配效率；同时以县域就业承载力建设提高工资性收入的稳定性。
随着这些举措系统落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将进一步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将获得更坚实的民生基础。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云南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
当"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当"打工人"转变为"新农人"，这片红土地上的增收实践不仅关乎一省发展，更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样本。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将是检验政策成效的关键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