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香江茶人叶惠民，讲个我跟茶扯不断理还乱的故事，得从一杯老茶说起。那是1993年，我在云南思茅（现在叫普洱市）参加首届普洱茶文化学术研讨会，顺手从那儿带回来一罐“邦崴千年古树普洱茶”。等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在深圳国际茶博会上碰到一位内地的朋友，赶紧掏出这仅剩半罐的老茶给大家尝尝。泡好倒在高脚杯里，那琥珀色的茶汤让在场的香港茶人都惊了，因为这一口醇厚绵长的味道，真就把时光拉回了改革开放初期两岸茶人刚开始交流的岁月。 我的名字跟香港茶文化的发展可是紧紧绑在一起的。1989年的时候，内地还在琢磨啥叫“茶文化”，我已经在香港弄了好几个头筹：开了第一家现代茶艺馆“博雅茶坊”，还办了香港茶艺中心和《茶艺报》，把现代茶艺的理念传到了华人世界。到了1997年，我又张罗着办首届香港国际茶艺博览会，还在《谁遣香茶挽梦回》里当顾问，后来在中环搞万人茶会弄出了吉尼斯纪录。哪怕是到了海拔五千米的喜马拉雅山、走进法门寺去研究唐代茶具，我也总是以香港为中心，架起了贯通古今中外的茶文化桥梁。 翻翻我那些珍藏的活动册子，最让我心动的就是1989年那一次“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那会儿我才三十多岁，作为香港的代表去北京参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参与者。在那儿我见到了吴觉农老先生——他就是中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吴老啊。那时吴老已经快走到生命尽头，这会面就像在接棒一样象征着两岸茶文化的传承。 1990年我又北上参加首届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创会会长王家扬还有姚国坤、陈文华这些内地的先驱聊得特别投缘。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跑杭州、宁波还有宁波那边的思茅（现在的普洱市），成了两岸茶文化交流的“活桥梁”。 这些早期的互动其实很重要，为后来普洱茶热、古树茶概念的普及打下了基础。我和香港的朋友们在传播理念、启蒙市场方面做了不少事。 我把1993年那罐邦崴古树茶样拿出来展示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它的分量已经不仅仅是一杯茶了。它诞生在大陆普洱茶文化复兴的最开始的时候，正好赶上首届研讨会。当年我们跟姚国坤、陈文华拍的合影现在可是宝贝般的历史影像了。 透过这罐老茶，你能看出来香港在普洱茶发展史上占着多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当时就在老茶交易这块儿是关键枢纽，在仓储理念上也起了带头作用。 我和姚国坤这些香港茶人那时候常常往云南跑着收茶样、推广古树茶的概念。客观上讲，这确实促进了大陆普洱茶产业的文化自觉和价值重塑。 我这四十年走过的路，其实就是香港跟内地茶文化交流的一个小缩影。从维多利亚港一直到西湖畔，从刚开始启蒙到后来深耕文化，我的一生都跟这个分不开。 这杯1993年的老茶里面不仅有味道，更有老一辈打破地域隔阂、促进文化互鉴的初心。现在大湾区建设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中华茶文化这股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茶汤虽然会凉下去，但文化的温度只要还在传递就永远不会灭。